1968年，人民大学的两个对立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爸爸和弟弟都避到了城里，全家人挤住在妈妈工作的教育部的两间屋子里。我们将人大林园五楼的一套房子锁了起来，后来被学生撬开抄了家占住了，只给我们留了一间屋子堆放东西。夏季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人到教育部我们家中把爸爸带走了，什么东西也没让他带。妈妈十分担忧，可什么话也不敢说。过了两天打发我去探视爸爸送点东西。

我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到了西郊人民大学，找到了关押爸爸的地方，是一座灰色的学生宿舍楼。我对一个学生说，我找我爸爸王方名。过了十几分钟，爸爸出来了，瞪着眼睛不多说话，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到人大的家里去取纸上写的东西，那是被允许拿去的生活必需品。我到林园五楼的房子里，按纸上写的找东西。我惊奇的是，那上面所列的东西，描述非常详细，是家中最破最贱的。脸盆是一个已被摔得凸凹不平的破铝盆，茶杯是一个很旧的大铝杯，被单是一块有了破洞的旧台布。我把东西一样样找好了，看看实在不像样，就自作主张换了一个好一点的搪瓷碗。我把东西送给爸爸时，旁边有人看守，爸爸没有说话，看看那个搪瓷碗，瞥了我一眼，像是怪我不听他的话。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想明白爸爸为什么专要这些破旧的东西，这有他的深意和计谋，可我想想就心酸。以后每周我都去探视，爸爸从不多说话。几个月以后，我要到山西去插队落户了，临行前去探视爸爸时告诉了他。那一次他多说了一些话，问我到山西什么地方，有多远，什么时候走，神情很忧虑。我下乡后不久妈妈来信说，爸爸在人大关押劳动时患了脑血栓，被送回家中养病了。看了信我偷偷地哭了，可也不能回家看看爸爸。直到过春节时我才回家看到了爸爸，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许多，手脚活动还好，只是走路向一边偏斜。

爸爸是个宽厚的人，我第一次听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是从爸爸口里说出的。“别人有难时要倾心相助”是爸爸告诉我们的。“文革”期间他的老朋友的孩子没地方住，就曾长期借住在我家，爸爸常嘱咐我们要厚待她。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爸爸与我们每个人都分别有过长谈。他告诫我们为人要“广交游，多读书”“处世要外圆内方”，要我们学理工农医，就是不要学文科，这是他经历人世坎坷后的令人心酸的经验之谈。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迫上山下乡，为了我们的前途，爸爸没少操心费力。对文化革命，爸爸是从起初就看得比较清楚的。在人人躁狂风云变幻的时候，他却要我们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学校停课后，在我们的同龄人正疯疯癫癫地闹革命的时候，他却引导我学中医学针灸，给我找了老师到家中。就这样我在下乡后得以当上赤脚医生，以后又走上正规的学医之路，这与爸爸的引导是分不开的。在我下乡以后，冬季农闲时回到北京，爸爸都给我找老中医拜师学习。他甚至从老师那里借来中药学，抄了下来送给我。他说，这书现在买不到。那厚厚的一本手抄本中药学，字字清清楚楚，张张干干净净，其中倾注了爸爸多少体力心力和对我的期望！

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妈妈去了教育部在安徽的五七干校，姐姐在北京郊区农场，我在山西，弟弟小平在木成涧煤矿，小波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小平曾利用假期到安徽去看望妈妈并游了黄山，回来后写了长诗《黄山行》，爸爸看了很赞赏，为小平用钢笔抄在一张白纸上，字字工整娟秀，并且作了题词。1970年小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爸爸让小波写读《实践论》《矛盾论》的读书笔记。小波的读书笔记，爸爸看了十分赞赏。他对我说小波理解问题深刻，写得比他教过的大学生们还好。他把小波的读书笔记，也是这样字字工整地抄写了，寄给他在军中的老朋友，期盼人家能让小波去当个文化兵。那年头，年轻人能当兵能当工农兵大学生是被认为最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