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流行，人们多爱迁就流行而疏忽那些特异之人物；即使特异者被当作一时的装饰，用过也就弃置一边，大多数人仍从众从时。对20世纪来说，流行尤其无远弗届。这是我们时代的异化奇观，即使对那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特异者，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一时的话题，却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真正的营养，并用来完善我们自身。

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一生立功立言立德，身教言教无数，今天在不少人印象中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学者学子把他当谈资，却少有将其作为研究的对象，当作知识、思想、人格的源泉……因为梁先生太独特了，他不依附任何势力，他不趋新媚时，他没有留过学，没有上过大学，他既不属于现代也不属于传统，他不崇拜西方也不崇拜东方……这是一个直道而行的狂狷之士，是一个以思考为志业的思想家，是一个重视行动的仁者，一个相信轮回的觉者。在我们中国人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来呼唤“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来追求自性、个性时，梁先生已经实践了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梦想。但遗憾的是，我们仍绕过了梁先生。这不是梁先生的悲剧，而是我们浮躁社会的悲剧。

梁先生一生是一部传奇。他只读过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举意过农家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的趣事名言无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