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梁先生一生，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果走近梁先生，我们也许能够理解，梁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给我们示范了一种中国人格，这种人格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忽略求知的氛围中极为稀有，我们的社会总是轻视人的思想、压抑人的个性，我们自身也往往会背叛曾有过的多思多情、曾有过的自尊自强，转而依附，媚雅媚俗，随大流，与时迁移，梁先生却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六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四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十四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十八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三十岁一直想出家。

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梁漱溟的非常言论背后自有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到户外防震棚里避难，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