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也不是一个不能行动的书生。他表里如一而能力行。十九岁时，他开始素食，一生没有中断。三十六岁时，他到河南辉县参与筹办村治学院。三十八岁时，他到山东邹平筹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四十七岁时，他在四川璧山来凤驿创办勉仁中学。五十六岁时，即1949年夏秋间，晋谒贡嗄上师，领取无上大手印，接受灌顶。自8月初至9月初，与罗庸、谢无量等在北碚缙云山上修习藏密功法。六十三岁时的8月间，居京西八大处习静。

他的乡村建设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这种力行，使得梁漱溟对一般人以为不可接触的军阀都有同情之论，他很早就认识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韩后来被蒋介石拉拢，担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好梁漱溟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韩复榘为他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由此可见，梁先生的行动能力非同一般。

在国共争夺政权时，梁漱溟为国是奔走，一度担任民盟的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他的行迹为美国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了解，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

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是纠结的，梁漱溟却是统一的。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梁漱溟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动也是大事。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先生也明认自己的轮回：“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因此，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