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唐德刚的历史观念，人们见仁见智。笔者本人就多次批评他的史观缺陷，他中了黑格尔、汤因比之流的毒害，陷入历史决定论的框架里，而忽视了人自身的因素。以个人的治学来看，能有这样的史观收获，其形式感当然美妙不可言喻。但从社会层面，其作用就一言难尽了。从积极的角度理解，唐德刚给我们宣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唐德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懒汉逻辑：既然历史肯定要走出三峡，那么我们个人的努力有什么用呢，我们等着分享历史的果实就可以了，我们等着收获历史的绝对规律或绝对精神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对唐德刚怀抱理解之同情，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他跟历史人物交往太深的缘故，他太了解历史方向之千变万化，太理解历史进步之不容易。或者说，因为中国历史太长的缘故，后人看过去，总会猜度、模拟出一些规律、轮廓来。中国和中国史太大，大得个人无法承受。

但如果我们怀有春秋责备贤者的用心，我们可以说，以唐德刚先生的才学识，只是给我们贡献这样一种史观，未免不够。历史进入21世纪了，华人社会还停留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思维的框框里，现实的即合理，历史的即合理，非理非礼勿动，未免太无出息。而在这种人生哲学和历史变革哲学的思想提供方面，我们大陆的学人，我们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学人更是交了不及格的卷子。像伯林称道的19世纪赫尔岑那样的思想：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我们今天仍少有表达。

因此，唐德刚在他的《晚清七十年》一类的历史著作里，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半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唐德刚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