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关于他们自己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看法里，往往受着切近的历史人物和观念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对思想的需要可以“渴求”二字来形容的原因。如果囿于条件，历史人物和观念迟迟不能现身，那么，人们就只能自己“在黑暗中摸索”，我曾说，这是一种被闷熟的成长历程。我们中国人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差不多都体验过这种自我教养的过程。

但也有少数的例外。那些虽经离乱，却能跟历史人物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这样的例外。他们因此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很长的时间”，有条件获得了一个现代人必要的文明理性，从而在研究、理解、交流沟通等等方面少走弯路；一句话，他们获得了较为健全的成人品质，有着前现代民族成员或孤魂飘零的人们难得的文化自觉和公民自觉。在这方面，唐德刚先生就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

唐德刚不仅跟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文化、外交巨人们有着家长里短式的交往，他还极为认真刻苦地帮这些历史人物整理出他们的人生行状。这些青壮年时期的奉献性产出，如《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等，今天已经嘉惠数代万千读者，成为我们了解中国近现代史最可征信的史料。这些口述史传文学名著风靡海内外，被各国或各地出版社一再重印，流传不衰。他自己也极为看重，如他说《李宗仁回忆录》“耗时六年，著书五十五万言，钩沉探隐，略叙近百年来，国人自我相斫与联合御寇之实情，合李公‘传记’与‘自传’于一书。”自信此书“为民国信史中不可分割之章，势必永传后世”。

不特此也，唐德刚还从历史巨人的阴影里走出来，为我们贡献了《晚清七十年》《中国之惑》这样的历史名篇。在这些历史著作里，唐德刚自铸伟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史观。他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九十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40—1842），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

这种关于我们社会的总体性看法需要大书特书。就像存在主义者们说的，对于作家、知识分子，“人们要求的是看法和意见，不允许他们总让世界处于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他们确定立场。”唐德刚自然知道这种存在的意义，他在不少文章里阐述、强调三峡论，以此来为历史和现实的中国作注，并进行同情之理解。

这一中国史观，在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里，除了意识形态史观外，大概只有少数人的收获可与之呼应。据说唐德刚的史观确定于九十年代，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华人史观里，大概也只有吴思的“潜规则”理论、任不寐的灾民理性、笔者自己的类人孩观念等等，差堪比拟。跟那些把中国文化说得漆黑一团的史观不同，唐德刚的转型史观有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他让我们对民族的伟大前途抱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