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

小时候，我曾是个很执著的听众，经常会在静静的深夜里给电台主持人写一封又一封厚厚的信。后来，我也进电台工作了，反倒不怎么听收音机了，因为忙，因为累，更因为不再有那颗纯欣赏的平常心。

1999年，我主持一档家庭节目，每周两次。那时，我刚由幕后转入台前，各方面都很生涩，直播时不是把话说得颠三倒四，就是推错键、放错带。然而听众却用他们的宽容接纳了我。

辽阳有一位叫小雨的朋友，她的文稿总是指名寄给我，说喜欢我节目里那种流动的感情。偶尔也通电话，谈来讲去快成姐妹了。节目播出是在上午9点，小雨常常戴着耳机在办公室里偷偷地听，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上司批评过，有没有扣薪水？

忘不了的还有一个叫秋红的盲人小姑娘，她在信里给我讲她和病魔抗争的故事，还有她那有智力障碍的弟弟对姐姐的一片深情……每次收到她那扎满盲文用线缝起来的牛皮纸信封，我的心中总会涌上一阵莫名的感动。

一次，我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来电台做嘉宾。那天早上，大雨瓢泼，路上难走极了。我以为老婆婆不会来了，可她准时出现在接待室里，举着一把伞，告诉我她换了两趟车。她慈祥而又心疼地笑着，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三罐花生饮料。老婆婆说：“安玲，你主持节目辛苦了！”

直播间里，忙乱中，我没有调整好老婆婆的座位，她就用一个不怎么舒服的姿势非常认真地和我做完了访谈栏目，然后，坚持不让我送，默默离开直播间，消失在无边的风雨中。

这位老婆婆的录音，我一直保留着。

我始终不愿意和人谈广播有没有发展的问题。我选择这个职业，仅仅是因为我喜欢。我渐渐明白，那台小小的收音机，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生命里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能缺少的阳光和空气，是一种神圣美丽的寄托。

我就是在为他们工作。

梦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做过这样的梦：节目开始时间已经到了，可怎么走也走不到直播间，再不然就是话筒不出声，或者卡座坏了，推不出音乐……

每次从这样的梦里醒来，我总会满脸冷汗地庆幸这仅仅是个梦。对于广播人来说，守时是相当重要的。停播、漏播30秒就算是事故，因此大家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

所以，宁肯在床头放四五个闹钟，宁肯在天气不好时天不亮就出门，也一定不能迟到。

因为我的家离单位很远，每上一次早班总是如临大敌。于是那些折磨人的梦就来了，有时候梦里全是声音。甚至，做梦听完了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压轴的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简直快把人弄疯了。

上早班紧张，上晚班的同事更是生物钟错乱，下了节目精神得像猫头鹰似的，怎么都睡不着。

电台里每到年底的节目大改版也让人既兴奋又痛苦不堪。

人员重新组合，首先要搬桌子。四年换了四个办公室，我的老爷桌子都快被搬烂了。然后坐下来研究节目定位、栏目设置、录制合成开始曲、做模拟版……男同事们一边思考一边抽烟，把屋子弄得好像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

2000年节目改版期间我又犯了恶性失眠的毛病。躺在床上好不容易入睡，古古怪怪的梦一个接一个地来，脑袋难受得叫人恨不得用锤子去敲。

挟着一摞栏目文案，满面菜色地去上班。办公室里，顶头上司也灰头土脸的。他叹口气说：“昨天，我梦见祖国内地通向澳门的海底隧道都是我一个人用铁锹挖出来的！”

我听了，想笑，却没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