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将市场对批评的“征用”视为一种“绑架”。一些批评家也确实不愿意写这类文章，很多时候是碍于朋友情面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随着市场诱惑力的不断强化，我们越来越不情愿地发现，市场与批评的媾和有的时候也是批评家“权利寻租”的结果。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是“耻于言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但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青灯黄卷、坐而论道已经不再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许多人更关心如何将手中的知识和资源转化为现实价值。文学批评家与IT工程师肯定不同，后者可以直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带来滚滚财源，批评家没有这个本事。但是，在公众眼中，批评家有着“质检员”一般的身份，可以裁定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利。于是，一些精明的批评家就将这种“权利”转化为个人谋利的工具。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转化中失去了本应公正的标准，失去了公信力。

当然，在文学创作多元化的今天，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走市场化路线。一些“纯文学”作家对市场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不一味追逐销量。比如王安忆就说过：“我的书能够卖两三万册，这就对了，太多了就不像我了。”转引自王研：《王安忆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重估”若干问题》，《辽宁日报》2010年3月4日“文化观察”版。即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这类作家的作品就能够躲避开市场。这些作家可以不在乎市场，但出版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版商却不能不在乎；这些作家也可以不需要捧场的批评，但出版商需要。2008年，阎连科的《风雅颂》出版之际就遭遇了这种尴尬。该书付印之前，阎连科得知新书封面上自己被封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阎连科赶紧与出版商联系，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出版商的做法。

有人曾不无调侃地下过这样的结论：当下，最有力的是资本，最无力的是批评。也许下结论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恰恰是最有力的资本造就了最无力的批评。当下的某些文学批评正在或已经沦为了资本手中的傀儡，成为文学走向市场、赢得市场的一个策划环节。这是批评最大的危机，也是批评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