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七年”文学，无论是压缩、忽略以至于逐出文学史之门，还是挖掘“潜在写作”或者重新解读文本，其实从出发点上来讲都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对这段历史基本文学形态的厌恶，导致这种厌恶的理由可以是“一元化”、“政治化”，也可以是所谓的“虚假性”、“宣传性”等等，于是颠覆已有的文学史，重建一种崭新的、可以满足我们期待的文学史就成为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他们的不同只在于操作路径上的差别。李杨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种观点：对“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要有文学史意识。“所谓‘文学史意识’，是与‘文学爱好者意识’相对应的。”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意即，作为具有专业背景的文学史家，要区别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不能以个人好恶（或者说是时代的好恶）来取舍裁决文学史。文学史家的理想姿态应该是客观与超然的。

但是，严格来讲，绝对的客观与超然对任何文学史家都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哲学观点在研究过去：这是无法改变的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前提假设。归根到底，主观的因素（无论先天的或后天的）总是无法排除的，这些因素可以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何兆武、张文杰：《沃尔什和历史哲学》，［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认为“十七年”文学并不“单一，苍白”，而是丰富多彩的，只不过是原来的文学史没有挖掘出来，这种想象不也是一种假设吗？这是否证明了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从而支持了我们前面指责过的文学史的写法呢？答案是否定的，果真如此，历史真的要成为一张任人涂抹的羊皮纸了。“历史”本身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它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们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洪子诚先生也指出过：“关于‘历史’这个概念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涵义。如80年代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所说的，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后者也可以称为‘历史观’。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历史’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前二者。”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页。两种“历史”的性质是迥异的，作为“发生过的”“事件”的“历史”是客观的，不会因人的认识和理解的介入而改变；而作为“这些事件的讲述”的“历史”则是主观的，可以因主体、时代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说，文学史家主观性的渗入只是在第二种“历史”所指中才是合法的。同时，第一种历史（以客观形式存在的历史）又对第二种历史（有主观因素介入的历史）形成巨大的约束和限制力量，从而使主观因素在其中不至于无限制地蔓延，否则历史就等同于虚构的艺术了。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我们讨论“十七年”文学史写作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