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车的力量》写了一个叫沈平的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生，虽然谙熟现代电机技术，却在一架最低级原始的手工机械——纺车面前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这是乡间最没有文化的小媳妇、老太太都能运用自如的工具。用沈平自己的话说：“我一坐到纺车前，就感到知识分子的渺小，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我的师傅》中的主人公“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到山区木工厂劳动，在锯子这个几千年前发明的原始工具面前，也是异乎寻常地笨拙，从而暴露了“知识分子就只会说……”的弱点。后来，“我”在师傅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进步。韦君宜的《三个朋友》中的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绅士。通过相互对照，“我”发现了农民朋友的朴实纯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朋友则显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那位绅士朋友则原来是个虚伪、阴险、违法盘剥劳动人民的家伙。作者通过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眼睛，看出农民朋友形象格外高大，“好像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相形之下，自己则觉得渺小。这三篇小说都是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力图证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是比较最无知识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种比较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等于是用知识分子之所短比工人、农民之所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比较是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当然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延安文学中这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题材的小说，无疑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书写提供借鉴。尤其是五十年代与延安整风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精神上具有同根性，同时，在新中国文学中，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的解放区文学又是唯一合法的存在，所以这种继承就显得理所当然。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延安文学中的“改造”，重在“证明”，重在“对比”，从而消解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颠覆知识分子“启蒙”的冲动；“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改造”则重在实践，重在表现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如何被改造，如何在改造中成长。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优劣高低，此时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无需再来证明。如果说延安文学中知识分子是在与工农大众的对比中实现思想的改造，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偏重于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结合的革命实践中实现精神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