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与工农大众欢欣鼓舞地迎接新政权的诞生相比，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要更为复杂一点。首先，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们对新政权是完全拥护的，毕竟这是几代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为尽快结束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连续不断的战争，尽快实现和平；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切身体验，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寄予热切的期望，同时也真挚地希望自己能为这除旧布新的‘伟大的工作’竭尽所能。建国初期，作家在作品中为新社会勾勒出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理想化图景，这是与他们对新政权的希冀和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但是，在跨入新中国大门的那一刻，除了这种欢愉，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的还有一丝隐约的不安，这种不安就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背着“原罪”意识的包袱开始新生活的。建国后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斗争证明，这种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改造与成长为主题的“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争取言说自我的尝试，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姿态和决心的一种表白。所以，改造与成长的书写成规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尽管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在当时是不被主流政治所提倡的。相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时国家话语的建构。这种方式就是在改造与成长的框架内书写知识分子。

所谓“改造”，严格来讲存在两个程序，一是祛除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群体属性，也就是所谓的“小资情调”，一是融入工农大众的情感，从里到外彻底转换。改造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精英意识，对工农大众产生顶礼膜拜的心理。所谓“成长”，在此已经被抽离了生理学上的意义，而转换为一种政治上的成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先天缺陷，比如热衷自我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盲目冲动等等，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被表述为“幼稚病”，所以，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在政治上渐趋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向一个革命战士过渡的过程。改造与成长是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改造的过程有时候就是成长的过程，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小城春秋》中的何建平、《锻炼》中的马军、《战斗到明天》中的林侠、辛为群、沙非、焦思宁等，他们都是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完成了痛苦的“化蝶”过程。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较大，线性痕迹明显，因此，所谓的成长也就更接近于我们惯常的意义。而《我们夫妇之间》、《在悬崖上》和《红豆》等作品，明显又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在这类作品中，人物的成长与时间几乎是没有关联的，这种成长，更多地是指一种姿态的转变，立场的转变。李克由开始认为妻子狭隘、保守、固执，转变为发现妻子勇敢、善良、正直；技术员“我”由被加丽亚迷惑，转变为看清她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又回到妻子身边；江玫则放弃了虚无浪漫的爱情，虽不乏留恋，但终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齐虹分道扬镳。这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成长，是一种否定“旧我”、再造“新我”意义上的成长。在此，《来访者》是一个例外。《来访者》中的知识分子康敏夫爱上了一个女演员，为了她，他几度自杀。两个人走到一起后，为了自私的爱，康敏夫拒绝妻子再登台从事她热爱的事业，妻子弃他而去。在得知妻子有了孩子后，康敏夫又极力地想把孩子据为己有。“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那么相像。他生活的目的，只为了他自己；一切美好的，有用的，他都要占有；他损害别人，满足自己；占有别人的心，并把人毁灭掉！”这是作者对康敏夫的评价。虽然康敏夫最后的下场是“劳动教养去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改造，但我们从中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这种改造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措施出现的，已经不具有了“成长”的意义。康敏夫以一个“右派”的身份出现，从而使自己失去了“成长”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