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蒋先生值得目前在其这样大多数的本国人民以及许多有资格的外国观察者身上所得到的尊崇，那么形成他的性格的，是些什么力量呢？最早的也许是孙中 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孙先生与这位天赋极高的青年信徒之间的密切关系。蒋先生似乎是真心接受他的导师的革命理论以及这项理论所带来的各项要求。他并且 得到他的夫人宋美龄女士的贤妻的很大助力，自从缔婚以来，她对于他的日益远大的眼光以及日益深厚的道德基础实有极大的贡献力。他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其种 类之繁复以及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在提醒一种谨严的责任感方面有不少的助力。国家危难期间的急迫性可能更加强了这一责任感。每一个致力于改善中国境况 的人都觉得现有情况是可以改善的，他的努力所得到的反应必已引起他对于工作的兴趣，这项兴趣并随阅历之增广而增长。

蒋先生信奉基督教差不多已有十年，他虽然极谨慎，却能履行这一信仰的原则与实践，因为他对于这项信仰，已有更清楚的认识。他最初对于基督教所知并不 太多，但在公务繁冗与为国事焦劳之中，他仍找出时间来从事个人的宗教修养，并且养成一种习惯，他已以此事为取得指导、灵感与精神力量的泉源。作者本人以一 个基督徒的身份，不能不相信恪遵教义与倚赖这一信仰为精神的凭藉，对于性格确具潜移默化的作用。蒋先生本人在其有关西安事变的经历的公开言论中，认为他从 耶稣的教义与榜样中所学到的东西，对于他目前的态度与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由此而言，如认为宗教的因果律对他会发生影响，似乎是合理的事。

作者在这里无妨再说几句话作为本文结束。作者与蒋先生的个人间接触，使作者在各阶段中对于他的观感完全无异于中国人民在上述同一阶段中对于他的观 感，卒而对于他的爱国心之显明诚挚与他私生活之绝对清白，具有无容置疑的信心；对于他的钦仰则越来越含有爱的成分。中国在其更生与重建的最紧要关头期间， 能够有他这样一个有品格有才干的人来积极领导全国，实在是极幸运的事。这一点是清楚无疑的。[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徒雷登的主动示好，使“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日见友善，以至逐步发展到相当亲密的程度”。

1934年，受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燕京大学出现财政赤字，司徒雷登倡议发起“百万基金运动”。 司徒雷登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曾经谈及此事，蒋介石当即决定让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总社（励志社主要是一个接待国内外军政人员的机构，其总干事黄仁霖是 美国留学生，基督教徒）就燕京大学办学宗旨与教育制度诸问题发表演讲。

这次演讲会可谓是盛况空前，除蒋介石本人因临时有事未到外，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等在内的国民政府各院部 及海陆空三军将领等共200余人出席。司徒雷登在会上用中文所作的长篇讲演，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直接产生的效果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自是开始每 年拨给燕京大学7.5万元经费，政府各机关部门也争相聘用燕京大学毕业生。

基督教这根纽带将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以致有一种说法认为：“司徒雷登把蒋介石视作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最好范例，并引以为荣。”[5]

事实上，蒋介石在信仰基督教后，在信仰方面是非常虔诚的，每日按时做祷告，他也曾向司徒雷登谈过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

1927年蒋宋联姻的婚礼，就是在上海宋宅以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的。

蒋介石日后发表的说词也可看出基督教教义对其思想的影响。他推动与提出的一些口号和措施，比如所谓“新生活运动”等，也无时无刻不存在基督教的影 子，或者是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的产物。当他遇到困难甚至挫折时，也以读基督徒的心书《荒漠甘泉》而自励。蒋氏夫妇在南京中山陵园内建基督凯歌堂 （私人教堂），“凯歌”两字即取自“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乐志上》：“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并亲笔题字：“耶稣降世一九 四七年十月基督凯歌堂，蒋中正题。”1949年到台湾后，他又在台北市士林官邸侧建士林堂，同样，“士林”两字也有出典，语出《资治通鉴·汉纪》：“乘犊 车，从吏卒，交游士林。”将礼拜堂名取诸中国典故，这也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材料显示，蒋介石愈到晚年，基督教愈成为其生活中的精神支柱，蒋死后其棺木中 就放着一本《荒漠甘泉》。

2005年2月16日，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经过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协商，达成了把蒋介石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逐年对外开放的协议。

2006年3月，首批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迄今，已开放了从1917年至1955年间的日记（至2009年将全部开放完毕）。海峡两岸学界对此都极 为关注，称之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杨天石语）之文献，发出了“民国史应该重写”（台湾学者吕芳上语）的感叹，并力主两岸应摆脱“土匪史观” 及“内战思维”，深入开展研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蒋氏圈点、眉批的中文手抄本《圣经》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从中得知，蒋信仰基督，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虽然早在1927 年，宋母倪太夫人即要求他信仰基督，但直至1930年，倪太夫人临终前，为了安慰自己的岳母，他才决定皈依基督。[6]通过三遍对《圣经》的研 读，1931年，蒋氏终于受洗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7]

1923年3月3日，司徒雷登的亲密朋友，燕京大学副校长哈利·鲁斯（Harry Luce，中文名路思义）的长子，时年25岁的亨利·鲁斯（Henry R.Luce）在美国纽约创办了一份名为“Time”的周刊，“Time”直译成中文是“时间”的意思，但最后却成了“时代”，从刊物所反映了各个历史年 代的人物而言，这个意译确已体现了这本迄今仍存在的刊物的内涵。

《时代》问世以后，即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办刊方式，使它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群，而它的封面人物和年度人物，更成为一种其专有的品牌。

路思义（1868—1941）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与司徒雷登一样，都是受“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感召来中国传教的。

在美国，长老会即加尔文宗，由加尔文创立于瑞士，其管理教会者称长老，由信徒们民主推选产生，所以，又称长老会。

路思义1897年偕新婚妻子到山东登州传教，次年，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鲁斯。

鲁斯在中国出生，并与司徒雷登一样，也在中国生活了14年，与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们一样，他对中国的感情不言而喻。这就有了让中国人作《时代》封面和年度人物的设想。

蒋介石曾先后十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或年度人物。宋美龄也多次与蒋同时或自己单独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蒋介石第一次现身《时代》封面是1927年4月4日，这一年，蒋40岁，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总司令。从1926年7月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到 1927年4月，东南半壁的江山已经底定，4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不同，它的旗帜是孙中山认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代》是这 样描述这面旗帜的：

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的旗帜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太阳。[8]

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成为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封面人物。

38天前的9月18日，日本军人在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东北与中国分离达14年之久。

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9]

1932年5月7日，司徒雷登结束他为校务所需的第8次赴美后返华。在船上，他与鲁斯不期而遇，后者是和他的内兄塞夫林豪斯一起前往中国的，这也是他自1912年离开中国返美20年后首次回出生地中国。

司徒雷登和鲁斯虽然在年龄上相差22岁，属于两代人，但两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出生在中国，都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在甲板上散步和交 谈。塞夫林豪斯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司徒雷登、鲁斯和我每次吃饭都是最后离开餐厅。我们一起交谈（关于中国），似有说不完的话题。”[10]

在北平，鲁斯曾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的胡适有过聚会和交往。而结识胡适，可能也是司徒雷登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