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

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11]

雪耻，指的是1928年5月蒋介石率兵进行第二次北伐，在山东济南受辱，被迫绕道渡黄河北进，5月3日，交涉员蔡公时为日军残杀，是为“济南惨案”，自是以后，蒋每日日记，均特书“雪耻”二字。所谓“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

蒋在对日问题上，以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效法榜样，并对庄子的“欲取先予”之说十分欣赏，所以主张对日“忍耐”“忍辱”。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弱国。而日本虽是一个小国，却是一个强国。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方略就是“战必败，败必战，战必胜”[12]。说到底就是持久战，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对蒋氏的对日谋略作了分析：（1）避免决战，以“和平”为推迟战争的手段；（2）企图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3） 广结盟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的变化；（4）从“安内”为重到“攘外”为重；（5）秘密准备，以“剿共”为抗日之掩护，经营西南根据地。[13]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杨天石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也是在1933年的12月11日，蒋介石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上了《时代》封面，这一次不是蒋氏一个人，也不是他和宋美龄两个人，而是和裕仁、溥仪、斯大林并列，体现了《时 代》编辑的独具匠心。四人分别代表中、日、满、苏四方面，其中中日关系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而苏满关系却是歌舞升平，苏联不仅与“满洲国”建交，而且 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

当然，苏满关系也走入了尽头，随着苏日冲突的加剧，苏联的外交重心开始向国民政府倾斜。

同年11月9日，《时代》再一次将蒋介石列为《时代》封面人物。次日，中国发生了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获得了百灵庙大捷。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其后，蒋成了“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1938年1月3日，《时代》将蒋介石和宋美龄列入1937年度《时代》风云人物。

宋美龄确实是一位非凡的女性，1941年6月30日，她在照片又上了鲁斯旗下的《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而这期间，鲁斯偕夫人又一次来华访问，他访问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同时，也会见了周恩来。

材料显示，司徒雷登期间也在重庆，他正奔波于“中日和平”。他也会见了蒋介石，但此时的蒋对中日和谈已经没有兴趣，抗战到底，是他坚定的信念。

是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英、美、中、加、荷、澳、新、法等国联合战线形成。

1942年6月1日，《时代》将蒋介石推上了封面人物。而下一年的3月，《时代》又将宋美龄置于她一生之中最明亮的光环之中。

宋美龄是宋嘉树最小的女儿，留学美国卫尔斯利女子学院，是该院1917届的毕业生，也是基督教美以美教会（循道宗）的虔诚信徒。

美国左翼记者、《朱德传》的作者史沫特莱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她经过只有中国有钱人才能做到的修饰，保持着我以为一定要花许多钱才能保持的优雅朴 素。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 夫人的自信和权力。[14]

这次，《时代》将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是因为她1943年的访美之行，从是年2月开始，宋美龄开始了6个星期的全美旅行讲演，行程包括华盛顿、纽约、 马萨诸塞州的卫尔斯利、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时间从2月17日至4月4日。而其高潮是她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宋美龄是第一位对美国国会 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平民，也是继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之后第二位对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

在对美国参议员及旁听的普通美国人发表的即席演说中，宋美龄说：

我相信不单是我有回家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能说你们的口音，或者你们能了解他们的口音，那么他会告诉你，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 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土地上迴荡。这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锣，侵略者的丧钟。[15]

她的演讲获得听众的数度起立致敬。

在众议院的演讲，宋美龄首先指出“击败希特勒比击败日本重要”的错误观念，认为“事实并不如此，而且也不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利益”。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为自己及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能有憧憬，但必须认定和平在精神上不应是惩罚的，在家园上不应是省的、国家的，或者是洲际的，而必须是全球的，在行动上是人类主义的。[16]

宋美龄的演讲结束了，一位众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她的第二次演讲，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向全美广播。

身为康涅狄格州选出的众议员，鲁斯也在座。

1945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的次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中共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1948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1955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1965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1946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民主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党国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 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 持不力且背后拆台”[17]，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1953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195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 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18]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 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 Russia in 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2]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3]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4] [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李宜培、潘焕昆合译，台北：大华晚报社，1954年版，第71-73页。

[5] 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6] 参见《日记里的蒋介石》，《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9日。

[7] 蒋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的时间，一作1930年10月，参见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版。

[8] 《时代》，1927年4月4日，转引自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9]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

[10] 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11] 《蒋介石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 参见沈沛霖：《我的回忆录》征求意见油印本，1988年。

[13]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4] 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15] 陈平：《蒋夫人1943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台北），第67卷第1期，1995年7月号。

[16] 陈平：《蒋夫人1943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台北），第67卷第1期，1995年7月号。

[17]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8] 参见安淑萍、盛昌旺：《蒋介石的人际世界（二）：祝寿琐谈》，《传记文学》（台北），第9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