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2]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3]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1900—1988），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

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其设立的目的。作为议员，傅瑞卿的思想较为开明，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谘议局提出议案：“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汉平权。”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他又续任直隶省议员，后弃政从商。因工作关系，他与不少西方人有过接触，由于不善理财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这一点上，父亲傅瑞卿对傅泾波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这样介绍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腐败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4]

作为八旗子弟，傅泾波幼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傅泾波这种自幼俱存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赏识的一个因素。

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1913），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

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为孙中山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同乡、清政府派赴美国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进入民国，任袁世凯的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长。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锡珪内阁外交总长。傅泾波从蔡廷幹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泾波娴熟的国文根底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第四子，李家与傅家为世交。1902年，李随孙宝琦赴法国，从事大豆研究，又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清廷官宦子弟，李却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经在法人士张人杰（字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有赞助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以后，又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并在北京创立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家乡开办高阳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1917年底，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北京易名北平后的1928年，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现在傅泾波后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建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李石曾所建立的。尽管李是“反基运动”的倡议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却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泾波长于交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孔祥熙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见了这位清逊帝。傅泾波后来说：“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我很多朋友是共产党人，但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6]

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查经班的成员。

1918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

1919年，司徒雷登赴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爱德华兹的介绍下，傅泾波与司徒雷登结识，一个是中国19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是美国43岁的正在组建中的基督教燕京大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长达44岁的忘年之交。

次年，傅泾波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为司徒雷登做事。他说：“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

司徒雷登对傅泾波的认识是敏锐的，他看中了傅泾波在政治上特有的潜能。他认为，傅泾波“似乎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身上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并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1922年，傅泾波接受了司徒雷登的施洗，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1924年，司徒雷登作为主婚人，为傅泾波主持了结婚典礼。妻子刘倬汉（Sarah Fugh，1898—1996），河北昌黎人，昌黎位于冀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以“郡望昌黎”而称“韩昌黎”。后为傅泾波好友的留法学生，曾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的李书华也是昌黎人。刘倬汉是一位汉族基督教徒的女儿，比傅泾波年长三岁，先后就读于教会办的贵贞女中和慕贞女中。有趣的是，两人的父亲是北京灯市口基督教查经班的好友，成亲之事，是奉家长之命而行的，婚后，相亲相爱六十三载，育三女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