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傅泾波又一次会见黄华，提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并援引5月31日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记者基昂（一名基翁）的谈话，说中共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次日，南京市军管会外侨处电告中共中央并华东局。[29]

7月24日，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南京市委，称“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 理。傅（泾波）所传基昂报告，完全是挑拨试探之词，因周（恩来）从未与北大任何教授单独谈话，亦从未谈到在经济须与美国彻底合作……”[30]

一边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一边是政治家的艺术，在当时那种美苏对峙、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傅泾波最后似乎处在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8月2日，傅泾波随司徒雷登去了美国，两个月后，他获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即绿卡）。1960年，他才决定加入美国国籍。

在美国，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直至去世。“在这将近13年的岁月里，傅泾波一直以一个秘书兼护士的角色全心全意照料司徒。”[31]对此，傅泾波说：

从1950年3月起，司徒博士一直和我们住到1962年9月，共十二载有余。在此期间，他的康复进度非常迟缓，护理工作十分艰巨，昼夜二十四小时都须人耐心而细致地照料。我们一家对他的关注令他感到满意，因他知道，为了加速康复，我们已竭尽人所能及的努力。[32]

岁月悠悠，时间到了1972年，在上年基辛格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启了正常化的序幕。这一年，傅泾波三女傅海澜随龙云四子、美籍华人龙绳文任团 长的华裔人士参访团访华，傅泾波托傅海澜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傅泾波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终于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并表达了想回国看看 的愿望。”

周恩来会见了这个团，也接收了信，其后向傅泾波发出了秘密访华的邀请。这样，在去国二十四年后，1973年傅泾波偕夫人回到中国，并且，在北京一住十个月。其间，在有关方面安排下，在司徒雷登故居“临湖轩”与昔日燕大的老友们见了面。

1973年中国尚处“文化大革命”中，在这种背景下，傅泾波夫妇竟能在北京一住10个月，且“周（恩来）特为傅（泾波）缝制冬装三套”。[33]这 段时间内，傅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与周本人晤面，在相关的档案解密以前，我们不好妄加推测，[34]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周对傅是重视的，认为他是一个 可以推动中美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有用之人。

林孟熹说：“自此泾波不断与台湾方面接触，探讨祖国统一之途径。”[35]查诸史料，也是在1973年，11月12日为孙中山冥诞107周年，傅泾 波的老友陈立夫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建议，后来，中国台湾方面成立了名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团体，何应钦、马树礼先后主持。两岸关系有 了互动。

1982年9月，傅泾波在华盛顿寓所接受了台湾《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问答式采访中，傅泾波主要谈到了下列问题： （1）1973年他重访北京，与周恩来是见过面的，而且还不止一次，然而，“虽和周氏见过数面，但无一语及于（两岸）和谈”；[36]（2）司徒雷登最后 一次和蒋介石的会面是在1948年年底的某一个时间段，地点在蒋做礼拜的小教堂，但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话，蒋离教堂前，握着司徒雷登的手，“良久未语，最 后叹息一声而离去”；（3）蒋介石是近代中国了不起的人物，“看事深远，择善固执”是蒋的过人之处；（4）194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邀请傅出任 何应钦内阁的行政院秘书长，被傅所婉拒；（5）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台北不应拒绝和北京谈，但美国应参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这次采访结束后，傅建中将采访纪要整理成文，以《访“和平老人”傅泾波》为题发表在同年9月20日的台北《中国时报》之上。1983年6月，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为配合发表邵玉铭之《司徒雷登暨一九四九年美国与中共寻求和解秘辛》文章，又将傅文予以选载重刊。

看来，傅建中的这篇采访文章是起了作用的，1983年，傅泾波又在夫人刘倬汉、长女傅暧泠、外孙李景汉等人的陪同下，飞往台北。在台二十日，得与老 友张群、陈立夫、杭立武等晤谈，并与张学良见了面。他想见孙立人，但未获批准。傅与张、陈、杭等谈的话题除叙旧外，据说涉及到“祖国统一之各种可能性”。 [37]

台湾之行后，傅泾波又再次来到北京，会见了杨尚昆，“双方坦诚以待，各抒己见”。杨称赞傅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38]

至1986年底，傅泾波与台湾有关人士拟定了两岸和平的腹案：（1）双方不附任何先决条件进行接触；（2）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3）中国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拟先就两岸“三通”开始。[39]

五年以后，陈立夫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十三届一次全会上，领衔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案”，具体内容包括“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中共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方案，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称赞。

1988年10月27日，傅泾波在美国去世。生前，美国人魏德迈认为他是国民党安排在司徒身边的人，国民党的黄仁霖却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人，而中共对他的认定又是曲曲折折。

总之，傅泾波是一个仍未解开的谜。

[1]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2] 参见美国傅氏：《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3] 傅铎若：《傅泾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4] 傅履仁口述：《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

[5] 参见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7页。

[6] 参见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7页。

[7]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8]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第8页。

[9]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第9页。

[10] 参见何迪：《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美国研究》，1989年第1期第3卷。

[11] 关于傅泾波出任“参事”之职，请参见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20页。

[12]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3]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4]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5]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6] 蒋介石：《困勉记》，未刊稿，1940年6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

[17]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1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9]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20]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21]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2]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23]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4]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25]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26]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7]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28]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9]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注41、42。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30]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31]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2]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3] 傅泾波：《约翰·司徒雷登博士》，燕京大学校友会校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第16页。

[34] 郝平认为由于周患癌病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傅、周未能会面，参见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420页；而林孟熹则模棱两可，一说“他似乎并没有 见到周恩来，陪同前去的人都是这样认为”，一说“会不会是当时的各种政治因素，周只单独接见傅而不让他人知晓？”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第 98-99页。

[35] 林孟熹：《傅泾波生平纪年》，《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6] 关于傅泾波与周恩来会面与否的问题，傅泾波1986年在致邓颖超的函中，则是另一种说法：“金陵一别物换星移，1973至1974年波等虽在中国但以环境 特殊终未获谒见总理而返美……”参见何迪：《傅泾波老人》，《燕大文史资料》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7]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8]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

[39] 《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资料汇编》，2004年印行，第10页。另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