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阿拉贡通常不会比那个写《编年史》和《屋顶轻骑兵》的吉奥诺显得更为谨慎，他的确有点不够谨慎，非常率性随意。然而其作品《圣周风雨录》（LaSemainesainte）也表现出了凭借这种作者越界的特殊叙事方法所取得的奇特效果。众所周知，该小说的叙述者在整个史实叙事在该小说出版的第二年（1959年），在《两个城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者的自评文章，该文声称：“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史实性的，虽然它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史实叙事。《圣周风雨录》与它表面史实叙事恰恰相反，它称不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然而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百日政变（1815年3月20日—6月22日，拿破仑一世重新掌握政权，于3月20日率军进入巴黎，但是6月18日于滑铁卢之战败于欧洲联盟军，6月22日他被罢免。译注。），在通常意义上它符合历史小说的叙事。什么是历史叙事惯例：“就是在鞋套上按个扣眼——（多余）。”过程中担任见证者兼编年史作者的角色，他一直出现在小说故事情节之中，常常一边赞美人物，一边通过彼此的内心独白和自由间接引语形式，不动声色地溜进人物的内心独白中。为此，这位叙述者需要非常清晰的条理才能将作者路易?阿拉贡和叙述者彻底区分开来——须彻底澄清，否则根本就辨别不出来了——就像辨别出《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与其作者马赛尔?普鲁斯特在这里，我不准备在叙述学的旧伤痕上再刻上新的伤口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作者擅自越界进入他自己小说的故事内，这些越界叙事虽然不常见，但是总是显得不可靠，因此运用这种叙事方法常被归因于一些疏忽大意，即大概想设法摧毁通常由死亡来结束叙事的直截了当的结尾。似的，必须清晰地区别哪个是“马赛尔”或者哪个不是。现在再看看小说《圣周风雨录》第13章里的描述，他说起邦伯格城里一位名叫伯尔梯的上校去世了，但是对他而言，他也从未“到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