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以后，尽管大仲马还在写戏剧，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剧院”，他的创作却转向了长篇小说。莫洛亚在传记中没有花多少篇幅概述大仲马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的情节，只是围绕他的两部代表作，《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大仲马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而他又是怎样写小说的。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大仲马对时势变化的敏感；他又一次捕捉住时代的机遇，从剧作家变成了小说家，将自己的天才发挥到新的高度。大仲马的小说诚然非常“通俗”；正因为如此，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莫洛亚撰写《三仲马传》之前不久，还有一些评论家只承认大仲马是位浪漫派剧作家，而拒绝在文学史上给他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于是，莫洛亚打抱不平了。当然，他并不讳言：“将巴尔扎克、狄更斯或托尔斯泰置于大仲马之上，是理所当然的。就我个人而言，对前面三位的评价当然也是更高一些；然而，对一位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感到乐趣的作家，对这位至今我仍然喜爱其作品所表现的力量、激情与气度的作家，我仍然保持着敬重与爱戴。”说到《三剑客》风行全球那么长久，莫洛亚指出：“大仲马在人物的身上朴素地表现出他自己的气度，满足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建功立业、英勇无畏与慷慨奋发的需求。写作技巧也完全适合这类体裁，以至于至今仍为有志于一试此道的人所效仿。”他赞成这样评价《三剑客》：“对法兰西怀有炽烈的情感……顽强的意志、贵族式的忧伤、并不总是锐不可当的力量、微妙而多情的风度……造就成可爱的法兰西的缩影。……如果说丹东和拿破仑是法兰西力量的倡导者，那么大仲马在《三剑客》中，就是表现这一力量的民族小说家。”至于“基度山”，莫洛亚认为：“无论对大仲马的创作还是对他的生活，都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这个字眼最能体现大仲马既追求豪华宏富、又向往公平正义的梦想。”他认为，在《基度山伯爵》中，体现了几千年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惩恶扬善的义士的期待；只不过到了仲马时代，这样的人物变成拥有巨额财产的富人。大仲马尽管胸怀宽广，但在社会生活里也饱经屈辱。父亲悲惨的遭遇，他本人常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政治上不得志，形形色色的诽谤与攻击……总之，社会对他的不公正，都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与补偿。“传记小说”的作者既描绘了大仲马成功的辉煌，又叙述了他失败的凄凉；既暴露他挥金如土、放荡不羁的生活，又不讳言他被债主逼迫宣告破产的狼狈处境；既赞扬了他对朋友的慷慨与忠诚，又不无调侃地透露：对那些为数众多的情妇，他从未主动断绝对其中任何一位的供养。正如莫洛亚所说：“大仲马善于使其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行动，如同在其作品中一样。这对传记作家来说，倒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小仲马是大仲马与缝纫女工拉贝的非婚生子。私生子的出身给小仲马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生母痛苦经历的无限同情，在寄宿学校里所受到的欺辱，父亲放荡不羁的生活带给他的羞耻……都使他倾向于怜悯与同情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的女性，使他特别关注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