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最初写作《日光流年》的目的就是透过它表达对死亡的一种恐惧。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又形成许多别的看法，你就会对权力产生一种恐惧，它也同样会叫你去写作，比如说《受活》。《受活》真的是一部讨论美好生活的小说，大家老说《受活》写得那么残酷，写生存问题、农民的绝境问题。不管他怎么阐释都可以，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要寻找美好在哪里的一部小说，最初写作就是这么一个动机。我是非常现实的，我希望我的每一部长篇都能解决我的一种困惑或者一种恐惧。我觉得我写小说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是为了我个人，为了解决我个人精神上遇到的问题。如果这样一部小说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部小说对我直接的目的就达到了。

问：您刚才演讲主要是提两个问题，一个是小说虚构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实。而在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您提到通过两个途径来达到这种真实。您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您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我现在想请您比较具体地说，您对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您又是如何把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表现出来的?

答：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如何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而是把那些丑恶的东西揭示出来。我对世界的看法，说得绝对一点、极端一点，我认为世界上的肮脏要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肮脏多得多，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龌龊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多得多，你怎么样想象世界的肮脏残酷，都没有实际存在的那样肮脏和残酷。当发现怎么表达世界的肮脏都达不到你想象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采取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去表达它。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明你那个意思，当然不一定我就是这样的世界观。

问：您一直在表达一种对世界肮脏的认识，而有一些作家比如说像沈从文、汪曾祺这些作家，特别是汪曾祺，他努力地在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他说要在非常痛苦的生存中找出那些美的东西来。您是怎么看待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您是不是觉得他们这种世界观是很懦弱的?

答：他也不是懦弱。首先一点，沈从文和汪曾祺他们非常非常地热爱生活，那他就能从生活里找到美好的东西。当沈从文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对湘西的怀恋，有一种恋土的情结。他对大都会北京有那么一种认识的时候，他想要构筑的美好在哪里?就在湘西。因此，他会去写作那样一些东西。当然，我也热爱生活。但是情况不是那样：热爱生活可以写作，为什么不热爱生活他不可以写作呢?当一个人特别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时候，他真的能从生活中发现无限的美好。我看到迟子建在《山花》上的一个标题： “我要在一个丑恶的人中发现美”，那她就要发现美，你怎么办呢。一个百万富翁特别有钱，路上掉了一分钱也要捡起来，你能说他不美吗?但是我觉得他丑极了。这个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问：您在创作小说时，觉得重要的是怎么写还是写什么?

答：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地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个人希望它是并驾齐驱的。再说得具体点，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至少有一点，我希望我的小说形式能转化成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小说的形式就是形式，小说的内容就是内容。80年代的那种探索小说，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把小说形式各方面的创新带进来，使我们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我们今天的小说，或者90年代的文学有90年代的气象，真的是和那场文学运动分不开的，还是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它存在极大的问题，它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谈了。如果你能完成内容和形式就是一个艺术问题的话，这样要比分开说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