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的小说形式完全不落俗套，这个形式本身就构成小说的内容。比如说《日光流年》这样一部小说，它就从一个人死的那天写到他生的那天，就是写他面对死亡，明天就要死掉的时候，从这天开始写，写到他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我采取这样一种结构叙述的时候，本身就是对死亡恐惧、与死亡搏斗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形式和我想象的内容的确是非常契合的。比如说《受活》，这次大家谈得特别多的是小说的语言问题，为什么要用方言写作，为什么这样一种语言和你以前的小说都不同。我一直讲，任何一个好的故事，只有一个好的结构，一套好的语言和它相匹配，这都只有一个，只看你能不能找到。你要相信一点，一篇好小说只有唯一一个好的讲述方式。你可能永远找不到，或者找到一个第三、第四好的讲述方法，但是远远比你不找要好得多。内容和形式是一个问题，如果谁把它们割裂开来，那么小说会存在某种局限。

问：《坚硬如水》这篇小说写出了人性的恶魔性，但是这篇小说最吸引我的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对话，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是着了魔的语言，和您所描写的真实有什么样的关系?

答：你这个问题恰恰问到了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原因。最初写《坚硬如水》这样一部小说的时候，不是任何一个故事，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使我想写它，而是那种“文革”的语言，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也有种非常着魔的感觉。

我1966年入学，1976年毕业，读了十年书，都在“文革”这段过程中。我从一年级开始到五年级升级，都是不考试的，都是背毛主席语录的。一年级升二年级，老师要求背十几条毛主席语录，你会背你就升级了。到二年级就要背50条，再背几首诗歌，就这样逐渐地升级。现在回想这样的升学过程会觉得很荒唐，而且那种语言已经完全渗透着当时的整个中国乡村，城市更不要讲了。全国用一种语言讲话，用一种腔调讲话，这样一种语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魅力?甚至我还听说，当年一个从澳大利亚来中国访问的人从飞机场下来就立时背“斗私批修”四个字，会背以后才能检票过来。农村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去邻居家借东西，你会说“大娘，要斗私批修，我想用你家一个水桶”，那个大娘会回答，“为人民服务，你把水桶拿去吧。”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甚至你去走亲戚，独木桥下面就有两个民兵站着，戴着红袖章，要过桥就必须背毛主席语录。你会背就可以应付生活，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通行证。

我回忆这种语言的时候就非常着魔。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你随便拿出两张来看，上面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如果有一天谁能用文学把这种语言记录下来，至少对于文学语言或多或少还是有点作用吧。我就尝试寻找一个合适的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故事把这种语言记录下来。但是恰恰有人说：你这样一部小说是语言的灾难，完全没有控制。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痛快。

问：想请问您对校园文学的一些评价。

答：我没看过这些小说，不知道怎么评价。但是有一点，校园文学还是好的，它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今天不要说韩寒写得好不好，不要说郭敬明写得好不好，我的孩子就觉得他们写得很好，我可能说写得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必须相信，一百个郭敬明这样的人，或者一千个，真的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茅盾啊，巴金啊，或者产生一个博尔赫斯，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鼓励今天的孩子写作就是鼓励明天的文学繁荣，不管写什么样的东西都应该鼓励他，不管他写得怎么不好。我们这一代的确在少年的时候没有写作意识，我20岁才开始写作，21岁才发了第一篇小说，挣了8块钱稿费就很高兴了，如果我15岁就写了篇小说，挣了80块钱稿费，如果我能不断地写下去，从18岁开始写到80岁，18岁就成名，加上你对文学有清醒的认识，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改变自己，我相信这样的人肯定会成为大家的，只要你不中途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