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菜花》中，冯德英是这样开头的： 在山东昆仑山一带，到处是连绵的山峦，一眼望去，象锯齿牙，又象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人走进去，连影儿也看不见。

《铁道游击队》是描写山东枣庄抗日故事的小说，开头是这样的： 到过枣庄的人，都会感到这里的煤烟气味很重，不分昼夜地“咕吐、咕吐”喷吐着黑烟，棉絮似的烟雾，在山样的煤堆上空团团乱转。

《暴风骤雨》的开头，周立波这样写道：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

再看一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的开头：舂陵河水绕过桂阳县，急急忙忙地向北流着，带着泥沙和愤怒，留下苦难和呜咽，穿峡出谷，注入碧蓝碧蓝的湘江。

我没有找到《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日》、《红岩》等小说，但从以上六七部当年家喻户晓的小说开头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语言在这一代作家写作中的地位，在他们小说中的地位。从我们举到的例子来看，这样最为作家重视的开头，其实我们分不出他们彼此间语言上细微的差别和个性，读不出语言独有的美来，但却可以看到，每一个开头的几句话，除开意识形态的意味不谈，他们都在讲述着故事和故事发生地的环境，都在为讲述故事服务，都是故事的载体，是讲述的工具，而作者并没有或者没有太多地考虑语言本身的艺术、美、诗意，没有对“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那句话做半点努力。他们放弃的是语言的艺术，讲述的艺术，而追求的是故事的本身，让语言成了故事的奴隶，成了故事传递的桥梁和工具。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说对小说要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过分强调。既然小说要为政治服务，语言也当然要为政治、为替政治服务的故事服务。我们必须理解前辈作家在写作中的困境：个人能力难以超越的困境。但是今天的写作，仍然把语言置于为人物、故事服务的从属地位，仅将其作为讲述的工具之用，这就有了些悲哀。有了作家的悲哀，也就有了小说艺术的悲哀。

第一，传达与表述，是语言之于小说的最基本功能，如果语言失去了这种工具性的效用，语言与文学也就失去了最简单、最直接的联系，失去了语言在文学中最基本的生存。

第二，语言在小说中的肌肤之用。通常，人们也会说语言在小说中的装饰性，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对语言认识的误区，是语言工具论影响的结果。装饰，是一种奢侈的表现，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景况，是有条件可装可饰，无条件可简可陋。但语言之于小说，决然不能是这个样子。它无论在小说中呈现什么状态，什么风格，什么样式，至少都还应该是小说的肌肤，也必须是小说的肌肤，湿润的，光滑的，粗粝的，洁白的，黝黑的，当小说作为一个生命存在时，肌肤必然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肌肤的健康好坏，直接影响着生命的质量、长短。我们在谈到少男少女时，常说“一白遮百丑”。这个“白”是说人的肌肤，是说人的肌肤之美，也是说我们对美的欣赏标准。而小说的语言，也同样是这样，“一美遮百丑”。我们读小说时，往往是先看开头几句、几行、几页，如果这几句、几行、几页吸引不住我们，也就把小说放了下去。这几句、几行、几页，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小说的肌肤，看的是人的长相和皮肤。看的是语言在小说中的个性特征、呈现状况，以及美、诗意和不同凡俗的叙述。因为谈的是语言在小说生命中的肌肤性，我们就还只能以中国小说为例，而不能以翻译小说为准。翻译小说与原貌的变化，首先是语言的变化，而中国小说，则最能说明汉语写作时语言的肌肤生命。还以作家作品的开头、第一页为例——因为这是作家在写作时语言上的最为着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