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央请蒋梦麟先代他作的解释合情合理。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写信请胡适原谅。他说胡适在信中所提到的十件事情，六件已经解决了。其他四件，他请胡适照原约办理，他会负完全责任。蔡元培语气不愠不火，确实有领袖之风。他知道胡适在“冲”的当头，如果针锋相对，就会造成僵局。胡适在6月22日那封信，显然在数落了蔡元培的十大不是以后，向蔡元培辞了职。用蔡元培在回信里所转述的话，胡适说：“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同样这句话，他在写给蒋梦麟的信里就更“冲”了：“决计不干。”害得蒋梦麟着急地劝胡适说：“适之呀！书呆子虽要发脾气，他的好处是憨气。脾气过了，有患难来，就会把脸孔一搭，再来干干看。你的为难的地方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终望你忍着痛，持冷静的态度。”蔡元培的回答也说得恰到好处：“弟觉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这是弟所最盼望的！”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着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殊不知这是胡适洗练出来的，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练得炉火纯青。五四时期是胡适最“冲”的时候。他不只对蔡元培发过怨气，还对同样留学哥伦比亚、时任《益世报》主笔的邓家彦“冲”过。原来胡适央请邓家彦在《益世报》免费刊登杜威的演讲广告，邓家彦答应了之后，却在经理说《益世报》从不免费刊登广告的情形下，把杜威的演讲登入新闻栏。胡适生了气，把研究系、同盟会都牵扯进来，指责邓家彦因党见而排斥胡适和杜威。邓家彦反唇相讥：“若因杜威一广告，遂牵及研究系，彦虽无似，尚不致武断如此。兄竟以此入人于罪，愤愤然若不可解者，岂哲学家固应如是耶？不然，何所据而说我党见太深，又何所据牵及同盟会？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轨道耶？抑岂兄受研究系所托，故向弟致其攻击耶？”胡适这时的“冲”，可能也跟他横扫文坛，与各派争夺文化领导权、霸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