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反对教师罢课是胡适一贯的原则，是他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秉持的态度。不但如此，他一直觉得北京的教育风潮完全就是教师在为他们的饭碗问题而闹。他在7月7日的日记里，记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去大骂他们北大这一帮人，说他们“为了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胡适在日记里说陈独秀骂得句句都对。接着，他对北京教育界从五四以来的风潮作了一个回顾与反省，非常具有征引的价值：

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1919］10月10日。那时我在山西［注：跟杜威到山西去演讲］，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12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马叙伦］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

此次3月14日之罢课，是工业专门［学校］突然发起的。那时已止不住了，故我提出“向交通部要钱”的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后来居然能成八校的共同主张，故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4月30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谭熙鸿］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本来我们有抗议的意思，后来政府又太笨，忽有5月19日的公函［注：即既然不复课，就停发薪水那个公函］。因此我们又忍住不发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