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胡适和杜威几乎是同义词。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胡适所占有的，是一代宗师的地位。作为一代宗师，又是杜威的弟子，胡适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另一方面，胡适自己也助长了人们把他与杜威等同的倾向。试问：凡是读过胡适文章的人，谁能忘记他“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那两句极为智性却又充满感性的话？只是，杜威如何教胡适思想？胡适就从来没有交代清楚过。胡适如何诠释杜威，大家也不求甚解，而只是胡云亦云。更等而下之的，则是人云亦云。同样地，赫胥黎如何教胡适怀疑，胡适是什么时候开始作赫胥黎式的怀疑，他也从来没解释清楚过。更值得玩味的是，胡适自己没解释也罢了，研究者居然也不加追究。不求甚解，似乎是胡适研究领域的一个代名词。

胡适当然不会告诉我们杜威怎样教他思想、赫胥黎怎样教他怀疑。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因为如果他说穿了，就像他说禅宗那句话一样，不值一文！说得难听一点，反映了胡适一生常常引而不注的坏习惯。当时，学术的规范还没有建立，更遑论严格地执行了。在胡适的一生中，他太多主要的论点都是杜威的。如果都要加以注释的话，不但麻烦，而且说穿了，都是稗贩来的，未免难堪。于是，“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等于是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作了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征引杜威如此，征引赫胥黎亦然，胡适征引其他作者仍然如此。至于细节部分，对不起，就有劳读者自己以及将来要为他立传的人去费心了。说得好听一点，这是胡适从禅宗那里承袭来的“不说破”的教学法，即“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研究者必须像行脚僧一样，广求阅历，直到他凭本事找到金针为止。《易卜生主义》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但那篇文章是他从先前所写的英文版翻译、改写过来的，所以英文学术写作的规范还保留了下来。胡适一生写作常不加注脚，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要认真地写胡适传，就不得不做追踪溯源的工作。因此，这部胡适的新传也不得不长篇累牍了。

胡适一生的思想得益于杜威最多、最深，无怪乎他要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样一个总注脚。我在《璞玉成璧》里详细分析了他1916年的得奖论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那篇文章的立论完全根据杜威。由于那是一篇英文作品，英文有英文的学术规范，胡适清清楚楚地交代了立论的基础。然而，胡适在中文著作里，特别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几乎没有引注的习惯。虽然胡适在中文作品里一向不加注脚，但那挪借的足迹还是斑斑俱在的。那些足迹无他，就是他所使用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