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3年，新文化运动已经成功了。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眉飞色舞地用“战争”来形容他的斩获：

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注：这是韦莲司的打字版。应该是 routed（击溃），但打成roused（激起）。如果这不是韦莲司打错的，那大概是胡适一生中少见的拼错字的一次。］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包括丁文江在内，都爱以中国的赫胥黎自视。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文化界是科学与宗教对峙的图像，早就被新的研究推翻了。然而，赫胥黎毕生刻意经营而且深受其利的，正是他挥舞着科学的旗帜与宗教作生死斗的图像。而这也是胡适跟丁文江心目中的赫胥黎的图像。胡适1922年初读《达尔文传》及《赫胥黎传》的时候，在日记里说：“我爱赫胥黎的为人，他是达尔文的护法神。”胡适在此处给赫胥黎的封号还是温和的。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论战史上，赫胥黎的化名是会让论敌寒毛直竖的“达尔文的拳师狗”(Darwin’s Bulldog)。我们可以想象当胡适跟文言文的卫道者对垒，特别是当他和丁文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里跟被他们讥诋为“玄学鬼”的张君劢论辩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自己，就是那正气凛然、意气风发的中国的赫胥黎。

在“战争”、“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大获全胜”这类用词背后所隐藏的事实，就是文化霸权的争夺战。就像赫胥黎跟作为传统英国文化与社会领袖的教会，和牧师争文化领导权一样，胡适留美归国以后的五六年间，是他在中国文化界为自己争取领导权的冲锋陷阵时刻。白话文学革命是他的第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结果，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那反对的传统阵营居然就像一座被虫蚁蛀蚀镂空的华厦一样，三两下就被摧枯拉朽地推倒了。

事实上，胡适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传统阵营，而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西方世界保守思潮汇流的传统，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本章启始所征引的话就是最好的写照：“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与倭铿都是梁启超领导主持的讲学社邀请访华的学者。倭铿(Rudolf Eucken, 1846—1926)，又译欧依铿，是德国唯心派哲学家。由于他年纪已大，没有成行，讲学社在1922年邀请了德国另一位唯心论哲学家杜里舒(Han Driesch)。讲学社邀请唯心论的哲学家访华，胡适显然认为这是有意跟他打对台，所以才会撂下狠话——“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罗素1921年7月初结束他在中国的访问时发表了临别赠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赠言，是主张中国模仿苏联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临别赠言激怒了胡适。他特别写了一首诗《一个哲学家》来回敬罗素。诗中最后一句说：“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