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胡适在舆论界、教育界占有的资源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那究竟是北京一隅。就像北大、清华并不代表北京一样，北京也不代表中国的全部。我们不能因为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就误以为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所向披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在处于被重新诠释的阶段，学者的研究日益细致、深刻，大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势。就以《新青年》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新青年》的地位与名声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奠定的。在这以前，借用王奇生的话来说，《新青年》只是一本“普通刊物”。根据汪原放的回忆，《新青年》最初只印行一千本，到五四运动以后的巅峰期，每期达到了一万五六千本的数量，跟当时中国最老牌、最有名的《东方杂志》相仿。可是，即使在五四运动初起的时候，根据第二章所引杜威1919年8月1日给他哥大的同事所写的信，《新青年》的发行量仍然只不过是每期五千份。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得好：“民国八年［1919］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胡适举例说明：

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1920］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日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白话文的传播，像胡适所说的，有“一日千里”之势。1920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规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该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1921］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为止。

胡适说，按照这个次序，要到1922年国民学校的国文才会完全改为白话。然而，“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从小学开始，它可以牵动到师范学校。中学也有因此而受到牵动的。胡适在1923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时候说：“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即使《学衡》在1922年还刊出梅光迪、胡先骕的批判，胡适相当自信地为五年来的白话文运动作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