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显然是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本章启始征引了他在1923年3月12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信里说：“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写这封信的前九天，他才写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换句话说，他对韦莲司所说的话，正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结论。

胡适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固然可以持续地听到批判白话文、标榜文言文的声浪，但今天已经没有文白的争执。如今提倡文言文，可以像是学习茶道、花道一样的品味活动，也可以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白话文已经成为人们书写的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像胡适对韦莲司所说的，是瓜熟蒂落的结果。胡适所谓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是“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这是典型的胜利者的历史诠释，也就是说，从结果回溯上去，把所有过往的发展都归为造成这个历史必然的进程。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诠释法。

事实上，即使白话文学的成功确有“水到渠成”的成分，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所遭受的抨击也是相当普遍的。胡适在留美时期和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辩论，《璞玉成璧》第八章详细讨论过了。林纾的反对，胡适是可以理解的。他最不能谅解的，是同样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这三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最胡适有所不知。留美并不表示一定不保守。留美学生当中，在政治、思想、社会上保守的人所在多有。反对白话文运动的留美学生的名单，远比胡适想象的还要长。除了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以外，比较知名的，还可以加入刘伯明与汪懋祖。刘伯明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汪懋祖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

事实上，不但留美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没有必然的关系，政治、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这点上，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恽代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恽代英仍然反对白话文。比如，他在1917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说：“《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乃］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1918年4月27日，恽代英在写给吴致觉的信里仍然抱持这个观点：“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最有意味的是，恽代英1919年2月10日还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