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分裂：与共产主义交锋的第一回合

胡适在1935年底对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作了一个既夸张、又幼稚、而且简化了的历史的结论。当时看了汤尔和的日记，触动了回忆，他想起陈独秀因为私德不检而被辞掉北大文科学长职位的往事。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就说得合理多了。他说五四运动以后，所有政党都体认到学生的力量，于是都想影响并得到学生的支持。其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染了政治热(politically-minded)。胡适提到了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晚上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的经过。这个回忆有意味的地方，是胡适对唐德刚根据录音打出来的初稿的修订。当晚胡适跟陈独秀、高一涵在“新世界”喝茶。唐德刚的打字稿说：

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被逮捕。他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他自己所写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那天是1919年6月11日。他跟我、还有也是安徽同乡的高一涵在一起喝茶。我们把他的传单分放在桌子上。

胡适校改的时候，把整段几乎全部划掉了，重新手写了一段：

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他在散发自己写、自己花钱印制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他散发传单的地方是北京南城的“新世界”游乐场，也就是陈先生、高一涵先生、我三个安徽老乡一起喝茶的地方。陈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传单，把它们分放在许多茶座上。

这些传单究竟是像初稿所说的，是陈独秀、胡适、高一涵一起发放在茶座上的，还是像胡适手写修正的，是陈独秀个人发放的？是胡适修正自己的回忆，还是修正唐德刚的误记？可惜唐德刚已经过世，我们无法向他求证了。胡适接着说，不久他就跟高一涵回家了。他说自己是半夜才接到电话，得知陈独秀被捕入狱。

总之，陈独秀在被关了八十三天以后，被保释出来。次年2月，他代替胡适去武汉演讲。他回来以后，警察上门找他，说报纸报道他在武昌散播“无政府共产主义”，并说他在保释期间没有报备，擅自离京是违反规定。陈独秀知道警察会再来找他麻烦，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因为担心被跟梢，他跟李大钊走的是迂回的路线。先往东走，到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再往西折向天津，然后从天津往上海。胡适的结论是：

这是陈独秀先生与他的北大一群分道扬镳的开始。因为他没有工作，我们就让他编辑《新青年》。那是他唯一的工作。就在上海，陈独秀跟他在政治上的朋友——未来的共产党创始人——产生联系。就这样，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 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在本节启始］所告诉你的：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foolishly)想把它保持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思想、文化的运动，就被五四运动不幸地给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