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对《新青年》的态度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4月24日的日记里说：“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他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给王光祈的信上说：“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我们不知道他对文言与白话的观点是否也有戏剧性的转变。但至少他在日记里开始使用白话文了。

林纾、保守的留美学生以及五四以前的恽代英，在年龄、教育背景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再迥异也不过了。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法苟同胡适废古文、采白话的主张。从这个角度来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是“瓜熟蒂落”。对林纾，以及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胡适的主张是他们至死都无法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文言是维系华夏文化的媒介，是他们作为中国士人的认同根源。废除了文言，等于拔了他们的根。文言文不只是许多读书人性命之所寄，还是他们赖以传声之具。把文言废了，等于废了他们的武功。无怪乎林纾在写给蔡元培的另一封信里，发誓一定要与胡适等人周旋到底：“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

胡适那个年代的人要用白话文写作，并不像胡适那句“瓜熟蒂落”所形容的那么简单。我在前文征引了郑超麟以及跟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勤工俭学的福建学生。他说他们是抵达法国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的。不过，郑超麟并不是特例。后来以白话散文、幽默成名的林语堂也经过了从文言转白话的学习过程。林语堂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亦即《新青年》4卷2号刊登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两个月后，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封信，亦即4卷4号上的《通信：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根据现存“胡适档案”里一封林语堂写给胡适的英文信，我们知道这封发表在《新青年》的白话信，是胡适润饰过的。林语堂对第一次写白话文的尝试作了如下的省思：

我要谢谢你帮我润饰了我的白话，因为我知道我的白话须要经过润饰。然而，我还是很惊讶，我第一次尝试所写的白话居然可以公开露面。那封信是我第一次用白话写的。这跟我学习了多年的晦涩的文理［注：文言］多么的不同啊！而我却非常踌躇不敢把它公之于世！［注：“白话”、“文理”都是原信里用中文写的词儿，是当时的通用语，林语堂没附英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