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愚当时于君劢先生等所倡之意志自由及直觉理性之言，皆不解其义，而自立论加以非议。后于凡玄言之及于超现象以上之本体，而似违日常经验及科学知识者，皆所不喜。故愚后习哲学，亦喜西方经验主义与新实在论之言者，几达十年之久。”

回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背景。从当下以及胡适当事人的角度看来，梁启超及其弟子对他文化霸权的挑战似乎具有更直接的威胁。这是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梁启超及其弟子也是立意巩固并扩张其文化霸权。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及其弟子巩固及扩张其文化霸权的模式跟胡适的几乎完全相同。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建立文化霸权的基础自然是北大。除此之外，他有《新青年》以及从1920年开始主编的“世界丛书”。这套“世界丛书”的构想者是蒋梦麟，时在1917年10月。他跟商务印书馆商议以后，决定出版介绍西方知识的丛书。蒋梦麟邀请胡适负责“世界丛书”的哲学门。这个构想，后来几经转变，变成了胡适主导的丛书。胡适1920年的日记里有几处记他与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谈“世界丛书”的记录。根据1920年3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胡适手订《世界丛书条例》：“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出版事业显然是多管齐下的。它聘请胡适主持“世界丛书”的同时，也聘请了梁启超支持文化事业。1920年春间，高梦旦又与梁启超拟定“共学社”的编译计划以及资金问题。这个编译计划，跟胡适的“世界丛书”的主旨完全相同。用商务印书馆老板张菊生信里征引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

本章启始征引了胡适1920年底或1921年初写给陈独秀的信。他在信中以敌视的眼光提起“共学社”：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

其实，商务印书馆支持梁启超的文化事业何止是“共学社”？在这以前还有“尚志学会”。事实上，“尚志学会”与“共学社”的成绩以数目而言，超过了胡适的“世界丛书”。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之《总类》所收录的, “世界丛书”共出版24种，其中译著19种。“尚志学会丛书”共41种，其中译著37种；“共学社丛书”共出了42种，其中译著37种。

从文化霸业的角度来说，在梁启超眼中，胡适其实只是一个后生毛头。当时，梁启超及其弟子掌握的文化资源完全不是胡适所能望其项背的。第一章提到杜威到了中国以后，北大邀请他客座一年，结果五四运动爆发，北大自身难保，杜威在中国的薪水究竟谁付？完全没有着落。胡适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急电，说：“前电所给假是无薪俸的假，速复。”走投无路之际，还是靠梁启超一系出面解围的：“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了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

从输入新知这个角度看来，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与“世界丛书”，似乎应该是多多益善，而且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从胡适的角度来说，那会危及他的文化霸业。所以，他才会在上引那封信里对陈独秀说：“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换句话说，从胡适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新知，只有他传播的那一家才是正确的，其他字号的都是“邪说”，都是必须驳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