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辛弃疾虽然确实是一个堪当国之栋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不幸的是南归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大展鸿才的机会和环境。他南归的当年夏天，老玩家宋高宗赵构做了三十五六年的偏安皇帝之后，有些厌倦了，想退位了好有闲暇天天去西子湖玩儿去。于是在接见辛弃疾之后不久，就自称太上皇，将金銮宝殿让给了他的过继儿子赵眘，是为宋孝宗。这位孝宗皇帝即位之初倒有一番雄心壮志，立意要用武力北伐中原，胜利后还于旧都。第二年，赵眘听从了主战派大臣张浚的意见，起用他为枢密使，由他调遣军队北伐。张浚是一个言大而夸的书生，将略并非其所长。他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负主帅，命二人统军渡淮北上。北伐军初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之后正负主帅之间及二人所统领的两支军队之间产生了矛盾，将佐之间不能再上下相辖，士兵更因犒赏不均而失去了斗志。及金朝大军开来，宋军在符离（在今安徽宿县）竟然不战自溃，士兵和丁夫等13万人竟全都掉臂南逃，蹂践饥困，死亡无数，器甲资粮也全部丢弃，以致南宋政府若干年来所积储的军需物品一朝扫地无余。消息传回后方以后，主战派人物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主和派、投降派的人物又在南宋朝廷里高高地昂起了头，他们的求和、投降理论一时又甚嚣尘上了。

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人物因北伐战争失败而纷纷引咎辞职、离开朝廷之后，南宋朝廷里新的当权派决定派出谈判代表，向金人求和。他们与敌人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所谓“隆兴和议”。这个卖国条约签订之时，也正是辛弃疾在江阴任签判已经期满之日。从此，在南宋朝廷里，主和派、投降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畏敌如虎，对金人一直采取守势，秉国者无人再敢言战。辛弃疾大半辈子的光阴刚好与这四十多年的抗金低潮期相终始，在那样一种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抗战主张和恢复言论自然不会被采纳，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不能有所作为了。不但如此，辛弃疾作为一个从北方沦陷区南下的“归正人”，还不断受到南宋官场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乃至诬陷迫害。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人，就是不肯重用他。在因平息内乱或安抚地方而不得不利用他的时候，又对他严加防范，频频调动他的职差，以免他在某一岗位待的时间长了树立起威信和培植起私人的势力。于是他只好发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的牢骚，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宦海的底层奋力泅渡。在南归后的头一个十年中，他就只能担任着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主簿等这样一些“佐贰之职”。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被南宋朝廷派做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添差通判（通判，官名，为州府长官的副手，与知府、知州共理政事）。建康是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战略据点，在这座城市里既设有皇帝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辛弃疾来此就任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后来当了宰相的叶衡，他们在当时都是官场很显赫的人物。除这两人之外，此时在建康任江南东路监司等职的，还有在士大夫中很有才名的赵彦端、韩元吉（此人以后定居上饶，还会在稼轩的生活中出现）、严焕、丘崇等人。在这些社会地位很高而且赫赫有名的大官员、大人物面前，辛弃疾这个小通判显得微不足道，重要事务没他的份，只剩下两件事他适合做，而且几乎天天做：一是他身体强壮酒量大，要被经常拉去参与大官员们的游从宴会；二是官员们都知道他会写诗填词，要他到文酒之会上去参与酬答唱和。这两件事中，第二件对于他日后成为词坛大家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