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正式欢迎索罗斯访华。苏珊正好又怀孕了，索罗斯劝她在家休息，她坚决不肯，说自己盼望去中国已久，非去不可。索罗斯正好也在“十月怀胎”自己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于是，他揣着手稿，带着有了身孕的夫人前往北京，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行。

一个金色秋阳的下午，索罗斯夫妇乘坐的班机到达首都机场。中方代表和我在机舱门口迎候。舱门打开，索罗斯第一个走了出来，他把手中装有书稿的皮包交给我，颇为激动的说了一句：“中国，我来了。”然后扶着苏珊走下舷梯。

我们坐专车前往建国饭店。一路上，索罗斯夫妇用手撩开专车的窗纱，目不专睛地盯着车外的一切。当时正好赶上下班的时候，专车在骑自行车的滚滚人流旁边驶过时，苏珊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街上有这么多人，不由地惊叹：“天啊，真是不可思议。”

索罗斯夫妇仰止不住兴奋，提议暂时不要去饭店，让他们下车到街上走走。我请司机开往前门，到大栅栏去看热闹。夏竹丽当任此行的翻译。下车后，她走在索罗斯夫妇中间，我在前面引路，大家一起走马观花地看老北京的市民生活。天色渐渐暗下来，在中方代表和安全人员一二再、再而三地催促下，索罗斯夫妇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索罗斯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的饭店会议室和中方举行正式会谈。中方主席和他的私人代表，以及几位助理按时到达。会议刚一开始，双方陷入僵局，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宗旨的提法和资金的分配。

由中方准备的、双方将要签字的协议书上，第一句话是：“本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与开放。”索罗斯对此句话有异议，他认为基金会的宗旨是既要帮助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也要促进已经开放的社会更加开放。因此，无所谓是在哪种制度下都需要开放，这也包括美国。

中方主席说话官腔重、口气硬。相比之下，他的私人代表比较通情达理，而且说话心平气和。他向索罗斯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其原因就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他说：“梁恒给基金会取名‘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名字唸起来冗长，但政治谋断尽在其中。我们的宗旨与邓小平主席的说法一致，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他说完后，对我耳语，让我说服索罗斯一定要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进宗旨。

我建议休息一下，请中方代表抽烟喝茶。我和索罗斯去上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对索罗斯说：“向邓小平学习，不要谈主义，只要把事情做好。”索罗斯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但对我说：“绝不能让体改所独吞资金。我们的原则是基金会必须对社会开放。”我问：“如果对方坚持要垄断资金呢？”索罗斯厉声说到：“马上回去。”

我们回到会议室坐下。索罗斯告诉中方，他对协议书的宗旨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中方人员如获重释，神情顿时轻松下来。中方主席果然不出索罗斯的意料，他说既然索罗斯是和他的机构合作，基金会的资金就应该全部归体改所，因为只有体改所才是真正在担负中国的改革大任。索罗斯听后面色不悦，摇摇头表示反对，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不符合开放的原则，对不起，我不会让步，我现在就回美国，等你们想好了，我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