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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了李启章是如何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了。好像是某次去文联（2002年左右，我在《山花》和《莽原》发了两个中短篇小说，他们听说后邀我去文联闲坐），见到了这个小胡子男人。他的胡子很黑，比他的头发还油亮。不知为何，每次想到他，我就会想起记忆中的某幅斯大林肖像。这个小胡子诗人开一家广告公司，生意很红火。那天，在文联，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刮目相看：“诗人就是上帝的舌头。”

那时县文联会举办些活动，譬如征楹联大赛，纪念祖国华诞征文大赛。这时他们通常会把当地作者叫过来聚餐。我和程禾就是这个时候跟李启章熟络起来的。李启章的广告公司在文联对面。他待在文联的时间好像比待在公司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文联的秘书长左蓝是个不冷不热的人。她长着圣女般安然的面孔，很少笑，当我们聊天时她通常安静地倾听。多年后她离开滦南，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在我印象中，这是个美好的人。而美好的人如果写作，上帝通常会让不幸与哀伤伺机吞噬她。

程禾来倴城了，我通常会叫上李启章，李启章会叫上左蓝，左蓝会叫上老贾和唐小米。老贾在教育局上班，那时还在写诗（他像条变色龙，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时评。开了博客后，他把登过时评的报纸名称统统罗列在博客左边，像将军在检阅参差不齐的士兵）。他长了对大板牙，笑起来时让人莫名就忽略了其他的五官，仿佛你只是对着两颗坚硬的牙齿讲话。唐小米呢，那时其实还年轻。她只比我大两岁，可在我印象里已经很老很老了。她是我们县电视台最资深的女主播。我在初一时就常看她主持的法制节目。她经常在屏幕上像知心姐姐般跟那些年轻的男性罪犯聊天，剖析他们的犯罪行为和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给他们忏悔的晶莹泪珠一个特写，然后抽泣着警告电视机前的我们、你们和他们，一定要做知法守法的公民。我从未料到她竟然写诗，而且写得犹如巫婆的咒语般妖娆诡异。

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如果真的有美好时光的话。你一直以为只有你在摸黑走路，你孤单，你渴望身边有他人的呼吸，然而当一根火柴擦亮后，你才发觉，原来你身边有很多和你一样默默夜行的人。他们神情紧张，郁郁寡欢，和你一样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单的灵魂。在小小的光亮里，你们发现了彼此，你们小心翼翼观察着对方，揣摩着对方，其实脚步早就不由自主朝对方蹭去。你们知道，你们肤浅伤感的灵魂渴望对方的抚摸。

我们这几个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随笔的，总是隔三岔五找个由头聚会，仿佛过几天不见，就失去了对方。我们通常去的小吃部是家涮鱼坊。李启章喜欢吃涮鱼。李启章还写过很多首关于吃涮鱼的诗歌。在我后来的小说中，那家涮鱼坊总是成为某个故事的背景。当我需要两个人谈论到严肃的话题时（譬如爱情、宇宙、阴谋），我就让他们坐到那里，一本正经地交谈。

而我们从没有一本正经地交谈过。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程禾谈论小说了。他总是很忙，那几年锹厂生意不错，他那个小小的手工作坊每年也能卖出两百多万把铁锹。而唐小米跟左蓝在一起，通常会讨论化妆品、减肥心得，我极少听到她们谈起某个人的诗篇。老贾呢，身为教育局的职员，最大的梦想是当科长，因为局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并放出狠话，让他断了念想，他就在酒后砸了局长办公室的玻璃。这样，他离科长的梦想就越发遥远了。整个酒桌上只有李启章，只有李启章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某本杂志上新发表的一首诗，谈论着谁比谁写得好、谁比谁写得烂，而谁谁谁写那么烂为何又那么出名。

我们都知道李启章渴望出名。在李启章看来，诗人是上帝的舌头，而一个有名望的诗人，则是上帝喝完红酒之后的舌头。他当时最渴望的是参加“青春诗会”。每次吃饭他都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这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是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牛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