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洗手间时程禾猛地捶了我一拳说：小子，发现没？他瞧不起我们，我们喝死他！我嗫嚅着说我喝多了，吐了两次，没必要跟他较劲。

“你要不好好喝，就不是我哥们！”他压着嗓子嚷道，“他凭什么瞧不起咱们？！他有什么牛逼的？”

我说官场中的人都这样，这是他的常态，不一定针对咱们。我知道我在说谎，我镇定自若说谎的目的只是不想在此地滋生是非。毕竟是左蓝操办的酒局。

回到酒桌上时李启章正跟女画家开玩笑。那是条蹩脚的黄段子。除了李启章“嘿嘿”笑个不停，其他人都如牧师般肃穆地咀嚼着食物。程禾这时站起来，端着酒杯大声吆喝着打圈……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

副主任派人把我们送回倴城。在车上程禾一直喋喋不休。我捅捅他，示意司机就是副主任的司机，可他仍不停地埋怨咒骂。司机把我们送到国税局门口便回去了。程禾还在不停地说。我知道他一定愤怒到了极点。没料到的是，他突然搂住我跟李启章的脖子号啕起来，他的哭声庞大悲壮，在午夜寂寥的街头格外高远。李启章怎么也哭起来了。李启章的哭声粗壮沙哑，犹如腐烂的木棍用力摩擦着使用了多次的破砂纸。我的情绪很快也被他们点燃。我听到自己的哭声比他们的哭声更为悲戚。那一刻我到底回想起什么？真的不知。我知道的是，三个大男人在街上抱头痛哭，很快招来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拄着破拐杖披着麻袋片观察着我们，然后也猫头鹰鸣叫般哀怨地抽泣起来。

我对那个晚上记忆如此之深，仿佛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个夜晚。第二天我们单位的警卫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家里没事吧？昨晚你哭得太伤心了……我板着脸说：你认错人了，那不是我。

那怎么会不是我？程禾哭着说：“我们断交吧。我们被人欺负成那样，谁都不敢吭声！一个是狡猾的小公务员，一个是没皮没脸的色鬼，有什么意思？我们以后就当谁也不认识谁，各过各的桥！”

我们如何分开各自回家，全然忘却。我记得翌日爬起来上班时头疼欲裂。给程禾打电话，他没接。给李启章打电话，他说在公司忙得不可开交。下午，我收到程禾的一封电子邮件，那封信很简单，寥寥几个字：

“我们不是一路人，以后不要再往来。保重。”

我觉得他的信很可笑，不只是可笑，简直是愚蠢。不过从那天起，我们真的有半年多未见。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打他的电话无人接听，给他写信也不回。他甚至很少来书亭买书。

那段日子，我和李启章走动最为频繁。他总是临近中午时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吃涮鱼。跟他在一起，我会是个很好的听众。我们吃过多少次涮鱼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李启章曾经写过一首《雨大了起来》，最末一节是：

雨大了起来，我和写小说的张楚

缩在火锅边，谈论着几本刊物

打捞着几只螃蟹

我跟李启章在一起时，很少阻止他发表关于诗歌的高谈阔论。唯一打断过他的一次，是在赶往唐山的公共汽车上。应该是秋天，车厢里飘荡着高粱的甜味。我们去唐山参加一个诗人聚会。身旁都是酣睡的旅人。李启章坐在我前排，不时扭过头给我讲解发生不久的诗人论战，据说学院派诗人和下半身诗人动了手。我向来对这种圈子里的争斗不感兴趣，何况是与我不相干的，因而只是间或“哦”一声，目光却盯着窗外。他越说越兴奋，为了让描述更生动，他猛然抬起胳膊伸出手掌，示范起诗人是如何动拳头的。我留意到身旁的旅客都醒了，他们睡眼惺忪地看着他，像看着一只奇怪的动物。那种无以逃避的羞愧和不安就在这时从我胸腹腾空燃烧，我甚至想起了多年前那个表演魔术的副所长，他们都让我在众人面前承担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的枢纽作用。这种被强行安排的位置让我极为不舒服。我听到我大声说道：

“好了！我们聊点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