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章讪讪地看了我一眼后就蔫了。在长途汽车耐心的颠簸中他一直未曾回头。有几次他的脖颈轻微转了转，但很快果断地伸直。我们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喜欢这种秋天的沉默。

那时他疯了一样写诗。那一年他足足写了五六十首。我后来再也没读过那么好的乡村诗歌。他很少投稿，只在县文联的报纸上发一两首。他去了几趟北京，据说是去给《诗刊》送稿子。我们都知道他想参加“青春诗会”。我们都以为，这一次是没有问题了。

“我没选上，”有一天他沉着眼睑说，“唉，他们打过电话了。”

我说无所谓，以后还有机会，况且他们选出来的未必是好诗人。

“也只能这么想。”他蔫头蔫脑地嘟囔着，嘴角的小胡子依然油亮地翘着。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除了诗会，还与左蓝有关。我们都知道他喜欢左蓝。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左蓝的故事是典型的文学女青年的故事，在很多县城都发生过。她那时已经变成一个心无杂念的修女。是的，修女，至少在我们眼里如此。她干净素朴的衣服，老旧的发型，脸上略显僵硬的线条，都证明了她是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她曾经遇到的情事让她变成了我们遇到她时的模样：一个刻板的、惧怕流言蜚语、懂得分寸的女人。李启章总是口无遮拦地对左蓝说，嗨，我稀罕你！左蓝撇撇嘴说，一边儿待着去。我们批评李启章说，你胡扯什么！又喝多了吧！李启章笑笑说：“我是个诗人，我从不说假话。你们理解一个诗人的感受吗？当我走在大街上，走在人群中，一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就骄傲地流下眼泪……”

我相信李启章是这样的人。他看上去粗糙、口无遮拦，常有惊人之语，但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个温柔、敏感、纯净之人。这样的人是瓷器。

有天晚上我正跟他喝酒，他老婆打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跟女人吵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气呼呼地回家。我怕他出事，也一起随他回了家。他们的邻居正在劝慰他老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无非是他醉后说过喜欢左蓝，要跟他老婆离婚。他说了很多次，可都没有离成。我问为什么，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没钱。离婚要手续费。我跟她借两百块钱，她不借给我。”他的理由有着孩子般的无赖和天真。那天我们都劝他跟老婆和好。他只闷闷地坐在床上，偶尔对女人尖厉的质问声辩驳两句，就连辩驳也是含混不清的。他老婆戴着玳瑁眼镜，脸是那种虚胖的白，在白炽灯泡下晃来晃去。我们都知道，她爱他爱得要死。李启章曾写过一首诗，我觉得是送给他老婆的：

你的身体

这么多年，已闻不出你体内的芳香

沁人心脾，唯我独有的芳香

我也记不清在你背上到底写过多少字了，反正

我还是没有成为书法家

这么多年，引以为豪的，是我的舌头

像架剪草机，越来越灵活

在你的身体上，春天的草坪上

肆无忌惮，发出嗡嗡响声

虽然一株草也没剪除

虽然你乳房松弛，腹部荒芜

直到每个夜晚，让我按摩这，按摩那

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寺庙塌了，佛、菩萨倒了

肯定不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