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禾也很少找我。即便我们面对面地喝酒聊天，我们也不晓得聊什么。他的眼神越发忧郁，似乎总在为什么事发愁。由于金融危机，生意越发难做；女儿的学业让他担忧，而那个细高细高的儿子患有好动症，眼睛总是不停地眨，每个月都要带他去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回程时背着一麻袋草药……小说离我们似乎越发遥远。他曾经说：即使到头发斑白，我们也应该坐在一起，谈谈情，说说梦。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感觉他离我很远，我们再也回不到初次相逢时的默契欣喜。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且是朝着我们未曾预知的路。有时想起那个跟他喝酒的下雨天，想起他隐匿在黑暗光线中的脸庞，恍惚竟是上辈子的事。

那是 2005年。2005年的县城跟 1997年相比，仍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街上的豪车多了，关于二奶和小姐的消息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好奇和谴责，相反，人们都开始羡慕有钱人，羡慕他们有更多的女人和儿子。多年后想起，那个年代正是所有美好、脆弱、柔弱的精神被摈弃的年代，赤裸裸的物质欲望、身体欲望和娱乐至死的精神正快速蛮横地侵占着每个肉体的神经末梢……我，我们，以及未来的我们，都不曾想到过，这个世界真正的质变开始了，如果说以前的美德、道德底线尚有拥趸和教徒，那么之后的年代，所有的廉耻和美德都将被打入冷宫，真正的资本主义时代君临了。我想起了李启章的离世，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经做过如下论断：

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在富尔维埃看里昂的景色，在德·拉·加尔德圣母院看马赛的景色，在圣心广场上看巴黎的景色。在这些高处感受最深切的是一种恐惧。那蜂拥一团的人类太可怕了。人需要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但他同样还有另外的需要，其中之一就是自杀，这既是他本人的内在需要，又是塑造他的社会的内在需要，这比他的自我保护的内在引导还要强大。

有一天我穷极无聊，跑到云南米线馆吃米线。当我打开一瓶劣质白酒后，才发觉不远处的桌子上，坐着我曾经的领导，那个会变魔术的副所长。他也发现了我，很开心地跟我坐到一起。他退休了，据说迷恋上了十字绣。人们都在传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二十个小时就趴在桌子上，绣那幅长十米宽五米的《八骏图》。由于懒得去厕所（怕耽搁时间），他已经患了前列腺炎和尿路结石。

“喝酒吗？”我问他。我记得他酒量还不错。

“我很多年没喝了，”他的脸颊更瘦了，仿佛刚出土的木乃伊，“不过咱爷俩好久没喝两盅了，今天破破例吧。”

那晚他喝了三四两就不行了，身子歪歪斜斜倒在一旁。我本来还期待他能给我变魔术，看来也泡汤了。“你平时的衣兜里，是不是总揣着几个钢珠？”我用力摇摇他的身子，“是不是？”

他貌似打起了酒鼾，我更失望了。我还记得变魔术之前，他像体操运动员那样劈腿、高抬腿、弯腰。这些热身动作甫一结束，魔术表演就开始了。我以为其他的专业魔术师也像他一样，在正规表演前都这样热身。这一度让我对这个行业心存敬畏。而现在，他趴在油腻的酒桌上，涎水顺着嘴角缓慢地流下来。

我走出屋子回家。路过一块荒地时，我不禁停了下来。以前那里是居民区，因为涉及拆迁，居民全部搬走，但是房子还没有拆干净。一栋栋的房子像被野蜂抛弃的蜂巢，在夜里散发着孤寡的气味。那是谁家的一块草坪，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上面盛开的野花，只恍惚瞥到高而伶仃的野草在风中摇曳。那是深秋了，我竖起耳朵，听着草丛里蟋蟀的鸣叫，以及一种“沙沙沙沙”的奇妙的摩擦声。那是什么声音？我半蹲下去，将耳郭紧紧贴到干燥冰凉的地面上。让我失望的是，除了野草喏喏歌唱的声音，什么都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