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们班的大队长，留着男生发式。大家都惋惜她的家庭。她的坏脾气的养父，成为孩子们常谈常新的话题。我也曾想象她在家里如何被虐待：她系着围裙佝偻着腰做饭、扫地、煮绿豆汤，哄着同母异父的妹妹睡觉；自来水停水的日子，她要挑着水桶到附近的农户家挑水，步履蹒跚；另外，她还要负责晨起时叠被子、倒尿罐、温洗脸水、给鸡拌糠剁菜。总之，在我十二岁那年，M便是位高傲的灰姑娘，她穿着透明的水晶鞋，考试老拿第一，从来不屑考第二。我们过多的交往使我们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对恋人，当然是一群毛孩子这么认为，他们其实什么都讲不出来，比如我们什么时候约过会，什么时候拉过手，什么时候亲过嘴。正因为他们什么都讲不出来，谣言便越发恐怖可怕，越发闪烁着不可诋毁的真实性，就像是我们真的在散学后约会看电影（可怜的《木棉袈裟》《南北少林》），在教堂式的老电影院里卑鄙地吃爆米花、南瓜子、小豆雪糕，还无耻地摸手背、亲嘴。

因而 1987年在我的记忆中像初次梦遗那样深刻，繁衍出生生不息的魅力。我想这魅力便缘于一个男孩内心中绝望的恐怖。我不敢买雪糕吃，他们会嚷：“你为什么自己吃？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干吗不给 M买一根？”如果我的作文没有被贴到墙上，他们就抢走我的文章，用吐沫（或者牙齿间的垢物）粘贴，与 M的并肩展览。一次一帮人甚至想把我堵在墙脚，想扒掉我的裤子，要看看我的东西是否与众不同，好用来分析我跟 M是否已经发生关系。幸亏有女生报告了老师，可笑的悲剧才没有发生（他们将会多么失望）。1987年的桃源镇枯萎丑陋，全镇只有四栋四层高的大楼，人们漫步在大街上，像一只只土拨鼠在田间散步，孩子们喜欢穿缝制了四个兜的绿军装，仿佛 70年代末期的少年，蹦跳着穿梭于街道的柳树干之间。

我决定和 M决裂，决裂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我不再向她借书，她也甭想从我手里借书。我不再和她说话，她主动和我说话时我拒绝回答。这当然伤害了M。后来每次她走过我身边，总是故意把脖子伸得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等到了初中，我们上一个学校，在学校的图书室里我们经常相遇，遇见了也只是将眼光僵硬地挪移。再后来，她很喜欢和街上的阿飞们混在一起，和他们喝酒，骑着自行车吹口哨。我觉得我必须拯救她。于是我买了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里面夹了封长长的劝导性质的信——也只是如此而已。我并没有勇气把书去送给她。

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事情，并不值得留恋。因为儿童并不像大人们想象得那样单纯。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他那本薄薄的《人与事》中坚定地说，“只有在我们是孩童时，我们的童心才会舍己忘我地爱”，我又觉得他说得真好。也许只有在懵懂的纯真年代，对书籍和他人的热爱和恐惧才是最自然真实的？尽管这真实中掺杂了某些畸形和懦弱。《大林和小林》的主人现在如何了呢？我记得那时他就和他爷爷一样是个酒鬼了，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淡淡的粮食白酒的香味。而 M呢，后来她考上了一所舰艇学院，现在黄海舰队里当女军官。你知道，他们的气息和那些书籍的气息混淆在一起，在这个非典流行的初夏夜晚，让我在不经意间，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尖锐的、近乎麻木的小幸福。

2003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