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约瑟夫·赫斯函

1938年9月7日，塞得港亲爱的约瑟夫叔叔：

现在我正在“让·拉包德”号轮船上。船上吃得还可以，就是太挤，而且闷热不堪。我们回中国的约有二十人。好多是从德国返国的军官学校毕业生，样子神气活现。俞大夫也在船上，他说曾在马赛给您写过信，现在再向您问好。他是去上海看望他的父亲。

这真是一大冒险行动，可是我并不想出风头。不管怎么说，除了俞大夫，在中国人中间，没有人能了解我这个姑娘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回中国去……人人都以为这样做是为了贪“小利”。我有时候觉得或许自己做了一件错事，特别是舍弃了我的从医的前程。不过我认为，要是真的全错了，我还可以回来，继续上学，到时候我会把钱还给您……我对您比对任何人都更信赖，我希望您对我也可以放心。

漂浮的船上小世界

船啊，你这卑微的圣殿，劈波斩浪，艰难前行。我又看到了躁动不宁的大海，看到了不知疲倦地向前推进的海浪；又嗅到了从起起伏伏的旷野般的洋面飘来的盐味，还有傍晚甲板上凉风的味儿；又嗅到了机油味儿、焦油味儿、人身上的汗味儿。当其他记忆全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嗅觉记忆仍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清晰，带着我们重温那逝去的时光。

在三等舱里有四十名中国工人，半裸着身体，挤在一堆。当他们在木板上躺下来时，相互身体之间已没有什么空隙了。我所住的二等舱是每间四人，气味也不佳。一阵风浪使得我晕起船来。俞大夫来看我，没敲门就推门进来，先露出他那对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凸出的眼珠。同屋的莫斯小姐，那位内穿长可及膝衬裤的英国老处女（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在早晨教我们跳英国民间的摩里斯舞，一面挥动手绢，一面在甲板上顿脚）从床上跳起来把俞大夫推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就够受的了……我不愿再见到你的男朋友到我的房舱里来……那不合适……”她头发灰白，但步履矫健；脚蹬凉鞋，身穿手工编织的巴尔干农民的百褶裙。她是去印度教摩里斯舞和英语拼音。船上还有一群犹太人，共十六名，每天占着那个小小的游泳池。他们从德国、捷克和波兰逃出来，打算去孟买。他们整天大喊大笑，泡在游泳池里，沉溺于劫后余生的过分喜悦，怪可怜的。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季爱兰的欧亚混血女郎，她要去香港和未婚夫黄医生会面。爱兰才十八岁，身材娇小，体态丰腴，皮肤白皙，中国人的长相，却碧眼卷发。她父亲原是法国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母亲是法国人，她是在法国出生的。在巴黎一家医院遇见黄医生时，她正在实习护士课程。她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却热爱着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中国，这个中国，她仅仅听黄医生描述过。俞大夫自命为她的保护人（“她年轻天真，我怕有人会欺负她”），每天早晨俞大夫都在二等舱交谊厅的一个角落里，教爱兰认中国方块字。

头等舱里的七位中国人都是从德国和英国归国的军官学校毕业生，唐保黄就是其中之一。我还没有认出他，他倒先认出我来了。那是在“让·拉包德”号起航后头一个小时，欧洲成了一片迷茫的灰色，路易斯站在码头上成了无法辨认的一星半点，既无动静又无意义。唐保黄也在甲板上，向送行的朋友们挥手。他是那些中国学生中惟一对我下决心回国表示赞赏的人。“你回中国去……这很好，特别你又是个女人。”往后几天我没有看到他，可是其他几个学生却常在我身旁，他们下到二等舱的甲板上来，问我为什么乘这艘船。我讲了我的情况，尽管我很幼稚，还是看得出他们并不信我的话，为此我感到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