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就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我的一位共产党朋友也开始批评我缺乏“自我修养”，所用言辞差不多与我听到的出自国民党官僚口中的言辞如出一辙，我仿佛被弹射回往昔。一连两天，我都被一种可怖的、恍惚的感觉纠缠着。我看到了，或者说我自以为我看到了，昔日的寡头统治者、封建官僚，现在又穿上了共产党干部的外衣。同样的专横语气，同样的不容分辩的态度，同样的道德高调，同样的一些与“面子”有关的词语，同样的一些说我太“顽固”、说我缺乏对“领导同志”礼节上的尊重的说法——所有这些近乎称得上玄奥的话语，现在都在所谓的马克思理论的掩护下被偷运过来，令人困惑不解。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官僚体制把年轻人的心灵囚禁在守旧、恭顺、臣服中。现在，年轻的一代造反了，他们积极地展开探讨、争辩；不再盲目地顺从，不再跟在长辈、老师后面亦步亦趋。

在我的日记中，也出现了从保黄那里学来的格言和警句。这些枯燥无味、啰嗦重复的说教，真令人讨厌。我渴望有保黄那种崇高而坚定的忠诚，我羡慕他那些出口成章、响亮动听的座右铭，诸如“顺从者美德也”，“孝道至上”等等。可是，面对这些是非标准，要做到同保黄一样的深信不疑，我必须作一番斗争，以找出充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我还要克服自己那种爱提问题、好盘根究底的执拗脾气，这是我难以改变的天性。我应该努力地克服本身的弱点和错误……但是，在日记以外，我却在一些小纸片上记录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像天空的色彩呀，在火车站遇到了空袭呀，我们有一次断了炊呀，还有老百姓——那勇敢无畏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他们扶老携幼，川流不息地从一座座被炸毁和被遗弃的城市蜂拥而出，看上去是那么沮丧、顺从，可是最终是他们征服了一切。

保黄说：“你应该写对战争和领袖的看法。”我无力地反驳道：“可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战争，我也没见过委员长呀！”（我一直避免用“领袖”这个叫人恶心的词儿。）回答是：“你在国外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你必须做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你应该写下自己的决心……决心做一个有德行的、纯粹的中国女人……”我把这些话都记下来，当时我还不很清楚“有德行”和“纯粹的中国女人”这两个词的含义，以及所承受的全部屈辱。

我满腔热情，精神焕发，决心干一番事业。我当然要做中国人，像很久以前我哥哥那样。哥哥后来变了，可是我却不会改变主意的。我当然也希望有高尚的思想，但是现在种种罪名却悄然向我袭来。关于什么是罪，我曾受过天主教义的强化灌输，如今孔教道德规范中的罪名又开始使我窒息。它禁锢着我的头脑达数年之久，直到经历了一次绝望的、奋不顾身的冲击，我才把自己解脱出来，重获自由。

在这个沉闷的时代，在一个个漫漫长夜里，这种已经发霉的痛楚依然在我身边逡巡不去；即使面对宜人的风景，这痛楚也会突然苏醒。那种软塌塌、黏糊糊的恐惧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会猛地把我攫住，把那些事情、那些声调复原，把我带回往昔。

这一切都源自那种孩子气的充溢的热情，我已有许多年不曾提及。还有我的自欺，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已经变成证明我愚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