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8日致赫斯函

湖南省衡山附近的南岳

到了21日，武汉就一筹莫展了，我一直待到22日。蒋夫人安排三民主义青年团在22日晚上撤离，我们同他们都搭乘国际红十字会的船去湖南长沙。我们在船上的最后两天既无灯火又无食物。到了长沙又碰上每天轰炸。我们在长沙没有久留，在这里也许最多也不过住一个月，然后继续撤退。军事司令部在衡山，这里是南岳，离衡山只有几里路。这是山中一个小地方，没有电灯电话，也没有铁路，但在深山里面风景绝佳，美不胜收……我们于22号离开武汉。“坚守武汉”、“誓死保卫武汉，战斗到最后一息”，写着这些标语的横幅仍挂在沉郁、阒寂的大街上，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好像在发出动员令。“义勇军”仍在开赴“前线”，开赴死亡线；伤员们仍然躺在病床上，红十字会的船还没有把他们疏散出去。曳动的脚步下是一片悬浮的沉默；望不到尽头的曳动，四十万双脚走向远方。挑担者的行列漫长蜿蜒，他们肩扛扁担，扁担两头挑着包裹，包裹跟着永不休止的脚步的节奏晃悠。这样的挑担者的脚步已经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土地；他们的肩膀、骨肉已经适应了这担子的起起落落。他们像水，像溪流，像液体，不动声色，不曾暂留，也不可遏止。看不到洋车。楼顶上的旗子被拽下来，一面又一面。

走了三天半，船到长沙。船在靠码头时，只看到一片混乱和嘈杂。武汉沦陷使这里也陷入恐慌。那些已经来长沙住了一阵子的难民现在又准备离去，同刚从武汉逃到长沙来的这些难民正好迎头碰上。这些人会站住了问：“又打算怎么样？”那些人会回答说：“长沙也不安全，还得往远处去，走得更远些，更往西边去……”全家老小走得精疲力竭，就在拥塞的路旁或是河边抱着他们的包袱躺下了，他们把毛巾系在一根棍子头上伸在河水里蘸蘸湿，拿过来擦脸；人们在道路上和河边形成的行列，长长的简直一眼望不到头。然而，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人们仍怀着一线希望，得过且过，像一条巨大的蚯蚓在蠕动着，不分昼夜地行进着，虽然有些人坐着，有些人在等待，有些人站住在那里，有些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或者累得再也无法走动，有些人朝相反的方向跑去。成百万的人走上了大路，离开了城市，向着农村散开，朝西而去。

我猜当时在华中几个省的道路上，定有两千多万人在行进着。日本人对他们用机枪扫射，就像1940年5月，法国拥挤在公路上的人群，遭到德国空军的扫射一样。

到处都是军用卡车、吉普车赶路时的“咣啷”声、“隆隆”声，老百姓却在这一片噪音中保持着顽强的沉默。这样一场浩大的撤退，这样一副庞大的重担就由他们肩荷。他们坚持，坚持，坚持活下去，坚持抵抗。逃跑的时候将军们、官吏们总是冲在最前面，还把所有带轱辘的东西都征用过来；老百姓总是落在最后面，只能步行；而义勇军的队伍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会留下来，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