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