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原：这样看来，您到美国的时候，受到的人类学训练要多一些，我想这对您以“羌”这个线索来进行“华夏边缘”的研究是有直接的帮助吧？

王明珂：我后来重新思考羌族这个问题的时候，在美国学到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非常感激哈佛大学对研究生的指导机制。当时我到了哈佛，一见到张光直先生，我就跟他讲我想要研究些什么问题。其实他已经看过了我的research project（研究计划），所以他马上就很明确地告诉我要去修谁的课，要去读一些什么东西。譬如，他要我去修anthropology of nomadism，就是“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这门课当时是Thomas Barfield（巴费尔德）开的，我从这门课里学到了游牧社会的一些人类学知识，这个课程对我帮助非常大。通过这个课我读了大量的民族志，这对我后来关于一些族群理论和社会记忆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还有别的课。张光直先生要我去修一些非常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和亲属理论这一类的课程，后来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族群理论的课。那是作中国回族研究的Dru Gladney（杜磊）开的课，当时他到哈佛大学做post-doctor（博士后）。据我所知，哈佛好像很少让post-doctor 开课。但那时族群理论在美国有点热门，在我看来，哈佛好像不太愿意雇一个正式的教授来开这门课，它还是遵循着非常保守的人类学传统，所以就请Dru Gladney 来开这门课，我就是跟他学的族群理论。我觉得，我从这个课程里面学的东西，跟我从游牧人类学里面学到的有一些互通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讲族群理论最有名的几个人，像Fredrik Barth（巴斯）等人，他们的田野都是在游牧社会里面做的。后来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书的P. H. Gulliver（古立弗），一个英国的人类学家，他的那本书名好像叫Approaching the Past（《探索过去》），跟历史人类学有关。以前我读过他的书，就是在游牧社会人类学课里读的，书名为The Family Herds（《家庭牧群》）。他在做游牧社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人群之间的部落分合、裂变得非常厉害，而且这种社会记忆的变化也非常剧烈，譬如两个家庭为了某种原因要在一起放牧的时候，常常就会遗忘一些祖先，让两者间的关系更紧密（远亲成了近亲）。所以，P. H. Gulliver 的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游牧生态外，就是他讲的structure amnesia，即“结构性失忆”这一类的概念。这跟我后来的研究脉络，如谈族群理论时结合社会记忆，都是有关系的。

张原：王老师您刚才介绍了您的学科背景、学术脉络。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开展研究的，是怎么想到来这个地方的。还请您介绍一下。

王明珂：我在哈佛写博士论文前，要先通过general exam，就像博士资格考一样的。要选三个主题范围，我选的都是人类学的，一个是“游牧社会人类学”，一个是“中国古代考古学”，还有就是“人类学的中国社会研究”，当时我想找James Watson（华生）来当这一主题的主考教授。结果东亚系不同意我的三个主题范围都在人类学方面，他们说，至少得有一个考试范围在东亚历史语文方面。我只好跟James Watson 道歉，然后选了汉代以前的古代中国史，作为一个考试范围。所以说，那时我对人类学极感兴趣，但最让我遗憾的是，在这种倾向下，我却没有从事过田野，不管是考古田野还是人类学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