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哈佛毕业后我回到史语所服务。1994 年我在中国大陆做过一次旅行，从北京到西安，然后到西宁，再从西宁到岷江上游的汶川。我那个时候一直琢磨不定，我在想自己是不是要用游牧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知识，跟中国大陆的考古学家合作做一个关于中国北方早期游牧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当时我跟西安考古所、青海考古所的学者们都谈过，他们听了也很感兴趣。其实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不管是以台湾地区学者还是美国学者身份，要进入中国大陆进行考古发掘都是很困难的。后来我就到了川西的汶川。去汶川，是因为当时我想面对一个问题，一个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应该处理但是没处理的问题。那就是，我把古代的“羌”当做华夏心目中的“西方异族”概念，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民族实体，像这样的论文在发表之前必然会面临这个问题：汶川那边的确有一些人自称羌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要来中国大陆有些困难，而且我写论文的时间又很紧，所以我根本没做这调查。后来我到汶川，其实就是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是“羌族”。

事实上，如果我只以寻求这问题的解答为满足，那么我第一次去汶川就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有些人告诉我，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羌族。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在这里长期进行田野研究，这也表明我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解构”什么。按照我所受的一些族群理论训练，跟我后来读的一些社会记忆理论，我想：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羌族以前，本地的族群体系如何？人们的族群认同如何？这样的认同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在支撑它们？

张原：您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了您的田野，那么您又是怎样进入四川的羌族地区开始田野工作的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情况？

王明珂：我们史语所有一个语言学家孙天心，他比我早一两年到羌族地区及马尔康研究本土语言。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汶川朋友。我1994 年去汶川，就是去找这些羌族朋友。

张原：您去找的这些朋友是干部，还是其他的什么身份？

王明珂：这说来蛮有意思。因为是语言学朋友介绍的，其中有一个羌族朋友是在四川省民委语言办工作的。这位羌族朋友那时候正好在寻找一批羌族老师，还有地方县志办的一些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团队来研究羌族语言。简单讲，就是要制定标准的羌语，因为羌族各个地方的语言不通，他们要制定羌语词典，推广羌语教学，同时到处采访羌族文化。我便因此认识了这些羌族朋友，他们大多数是羌族地区师范学校的老师。后来我发现，在这些地区，师范学校的老师是我们田野里面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学生分布在所有羌族地区的每一个乡小里，在各村各寨当老师，所以他们带着你去，就是“老师的老师”带着朋友来，如此就有很多的方便。这样，我很快就能进入当地的社会脉络里，因为你不是上面哪个单位，或者说是领导带着来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