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知识与现实相联结的层面。由《华夏边缘》到《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背后是愈来愈多的对现实的关怀。我想，有些学者可能对于我书中的论述有些误解，认为它们太离经叛道，或“解构性”太强。如果我的书会让有些读者觉得它太异端，那是因为我对传统的华夏认同、相关的典范历史知识，以及此种认同与知识所设立的华夏边缘有许多的反思。这样的华夏边缘，是一个人类生态上的reality（现实情境），它产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可被视为种种历史表征、表相（representation）。比如在北方，此华夏边缘（以长城资源封锁线为具体象征）不断地产生“单于南下牧马，卫青、霍去病北伐”这样的历史事件；在南方，华夏边缘造成自称汉人者歧视蛮夷，因而经“微观的社会过程”（亲近人群间的相互夸耀、歧视、模仿）“一截骂一截”地，汉化就这样慢慢地推进。在这样的反思性历史新知下，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相对于传统的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来讲，现在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架构是一个进步，同时在此历史知识产生的反思中，我们才可能调整“现在”并规划更好的未来。

总之，我回应后现代史学对中国国族之“解构”的方法是：承认近代中国有一个国族建构过程，但（关于国族边缘的少数民族）这个近代建构过程是一个长期“华夏边缘”变化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对于“近代国族建构”有了真正的了解，因此应会更珍惜我们的现在。但这样的知识不是强调“现在”是完美无缺的，因为这也是一种反思的历史。以《羌在汉藏之间》来讲，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古羌人地带上的人群（相当于今日青藏高原东缘朵康地区各族群），既是华夏边缘又是吐蕃或藏人的边缘，“康”在藏语里有“边地”的意思。其实我是建立一个新的历史和民族志知识，以此说明在汉和藏之间曾有一个模糊的重叠边缘，汉和藏都把这一边缘当成“我们”的一部分，但又视之为“我们”里面一些较低劣的边缘人。我在书里举了个例子：《后汉书· 西羌传》说羌人是三苗与炎帝的后代，又说羌人豪酋家族都是无弋爰剑的后代。三苗是被舜驱逐的坏蛋，炎帝是被黄帝打败的失败英雄，无弋爰剑则是一个秦国逃奴—无论如何，这些历史记忆都表示羌人是从“我们”这儿分出去的人群，但又是“我们”中一些低劣的、失败的、受驱逐的祖先之后。相对的，约从13 或14 世纪以来，藏文书里所记载的“历史”中也常提及朵康地区的人，这说法是：吐蕃各地人群起源于六个兄弟，其中有两个坏弟弟被分配或驱赶到与中原接邻的边区去，他们成为此方人群的祖先。这历史叙事是在“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下建构的“历史”，此“历史”还是把朵康地区人群视为我群中地位较差的边缘人。也就是说，我建立一种新的历史知识，说明汉藏之间的紧密关系在于他们有共同的“边缘”。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继续推动对康区（或更广大的青藏高原东缘）的研究。我们越了解康区，就越能够化解汉藏之间的差异。同时这又是一种批判与反思的知识，在此知识下，无论汉、藏都需要反省，双方过去多少都有些歧视朵康之人—《羌在汉藏之间》主要的意义便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