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穷石：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个具体的问题。您是学历史出身的，到了哈佛进的是东亚系，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后来您的兴趣转到人类学，您在兴趣转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比如说一些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知道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在培养学生的路径上是不一样的，您在遭遇到这两个学科之间的碰撞时，是怎么克服和解决一些麻烦的？

王明珂：其实这没有什么麻烦，出国前我在台湾读过一些人类学的东西。我要特别感激我的一个同事王道还，他是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出国进修前，我在史语所最困顿的那三年，有些挫折是从他那里受的。我知道他的人类学读得很不错，常常去找他，请他介绍我读一些书，读完后就去找他谈一谈，但常常被他骂得狗血淋头，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懂，就这样我从他那儿学了很多，我一直很感激他。

在哈佛时，我修课大多在人类学系，很多概念都在那时建立起来。我觉得，在哈佛人类学系我受到的最重要训练是，读民族志，或民族志式的阅读习惯。当时上课讨论时，我还是习惯于原来在台湾的学术思考方式，比如谈到问题时常会说，马克斯· 韦伯说了什么，总是空谈一些理论。但那些老师就会说，请你举个例子来说说看。当时课上的人类学系研究生大部分都有些田野经验，他们也习惯于以田野经验来讨论理论。很多课程在众多指定的人类学读物中，往往教授们要求写读书报告的，也就是要我们细读的，都是ethnography（民族志），不是那些谈高层理论的书。我觉得，那个时候广泛地阅读民族志，打下了一些很好的基础。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碰撞、冲突，至少在我看来并不存在。

张原：我想穷石之所以会问王老师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学生心目中，您已经是一个典范。因为在大陆，人类学的本科专业设置得很少，有很多学生是从历史学转到人类学的，而且目前大陆的人类学也走向了一种历史化，很多人类学的学生在研究中将要面对的是历史的问题，而王老师的研究把这两个学科结合得很好，所以还请您多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经验。

王明珂：社会学的社会记忆理论，对我有很大帮助。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人类学是研究当代的一些人类社会的话，那么，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造成当代社会现实，这样的学术理念便能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说，我曾经写过一篇英文论文“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西周的记忆与遗忘），批判、检讨传统的西周研究。传统的西周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材料，一种是西周金文，就是西周铜器上的铭文，一种就是战国到汉初的文献，即我们所称的先秦文献。人们认为，这两种材料里都保存了很多的历史事实，我们只要把这两种材料里的历史事实撮合在一起，用一些历史方法去评判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就可以建构我们对整个西周的认识。但是，我提出，如果我们站在社会记忆的观点，西周金文，是西周时期的人把他们认为当时重要的事，或重要的过去，记录下来所形成的一种记忆，而先秦文献中的西周，则是战国到汉初时人对西周的记忆或回忆。这两个材料是不同性质的东西，而最有意义的其实是这两种资料之间的断裂、差异。如在金文里有相当多的战争记载，其中西周的敌人，如南淮夷、南国、荆楚等，都在南方及东南方，可是到了先秦文献记载中，西周的主要敌人就是北方的戎狄了。这两种资料间的“断裂”才是需要我们去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