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析方式跟传统的历史文献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如《史记》里的《周本纪》称，周人的祖先为后稷（谷神），此家族世代作为替帝王掌农事的官。后来因为帝王不注重农业，所以他们失了官职，辗转流离在戎狄之间。后来到了他们的祖先公刘的时候，又恢复了农业。公刘之后，他们又不务农了，又开始流离迁徙。到了古公亶父时又恢复农业，这个时候戎狄攻打他们，古公亶父爱好和平，所以率人民避到岐山下的周原，周人便在此定居行农业而发达起来。钱穆在其著名的《西周地理考》一文中非常细致地考据、分析该文献记载中的每一个地名的当今位置，以此重建周人的迁移路线。从文本分析角度，我不用去否认钱大师所重建的历史，而是将《周本纪》中这一段记载视为一文本，或社会历史记忆。以此角度，《周本纪》中这记载不断强调几种对立的人群本质—行农业跟不行农业者，定居与迁徙者，爱好和平与嗜好武力者。这些叙事符号上的对立，表现着早期华夏认同中的自我界定：定居、行农业、爱和平。透过对此书写文本的分析，我们可看出《周本纪》作者如何借着“周人的族源”来表述华夏认同的特质，及此种认同的边界（华夏所见的戎狄特质）。产生这种文本的社会情境则是，我在《华夏边缘》这本书中所说的，考古资料所见，公元前2000 年以来畜牧化、移动化、武力化人群出现在冀、晋、陕之北，并向南争夺生存资源；如此考古资料所见之“情境本相”与《周本纪》所见之“文本表征”可以互证。

曾穷石：从史语所早年的历史来看，傅斯年和顾颉刚两人虽然都是胡适的弟子，但在学术理念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我在看您的这三本书的时候，感觉您的学术脉络跟顾颉刚先生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不知道您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传承？如果您跟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脉络有些接近的话，那您是不是跟史语所的整体学术方向和学术关怀有一些偏差和背离呢？

王明珂：背离史语所研究传统，这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非坚持不可的认同，包括史语所，我的学术像这次会议主题所提倡的，是跨越边界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我是蛮佩服顾颉刚先生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些社会记忆理论，不管是从英国的实验心理学过来的，或者是从法国的社会学过来的，其源头著作都在20 世纪30 年代左右出现，而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也是在20 世纪20 年代出现的。只是，顾颉刚并没有很清晰的理论系统来把这些“历史记忆建构”的想法组织起来。

我不是专门研究顾颉刚和傅斯年的，但我觉得，顾颉刚的学术跟我们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传统有一种特殊关系。沈松侨先生的文章《我以我血荐轩辕》中提及，当时知识分子喜欢用黄帝等上古帝王作为国族祖先，以此建构中华民族。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备。首先，这是一个长程的华夏认同建构的一部分，而非只是“近代建构”。其次，黄帝与上古帝王之国族历史建构，只代表国族建构初期一种延续过去“华夏”我族起源想象的尝试，后来并未进行下去。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便扮演结束此种国族历史想象的角色。古史辨运动引起这么大的争辩与关注，代表大家都对凝聚国族的“共同起源历史”非常关怀。顾颉刚不完全是在解构国族的古史，而更像是说：给我一个科学、可靠的历史吧！这是一种很强烈的欲求，希望有比较新的、科学的方法来建立国族历史起源。我认为，我们史语所的学术，多少是在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刺激下出现的新研究典范。这些新研究典范却反过来把顾颉刚打入学术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