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完成后，我对于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有更具体的建议。首先，我们若将历史文本材料视为一种社会记忆、一种叙事、一种表征，研究者探究的是产生它们的社会情境，那么，人类学从“社会文化表征”来理解当前社会本相，历史学从“历史文本”来理解过去社会情境，表征与本相有对应关系，文本与情境也有同样的对应关系，因而史学与人类学研究在此并无区别。其次，人类学由结构主义走向习行理论（the theory of practice）时，对文化表征的分析注重在结构（如在亲属结构与相关文化中你必须参加表哥的婚礼）与符号（你在个人情感意图下是否参加他婚礼的实际行动）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从一篇历史文献的文类结构（如写方志应遵循的基本规范）与文本符号（如作者如何选择符号写成一方志），我们可以了解一文类结构所对应的情境结构（如与方志文类对应的作为帝国整体一部分的地方郡县情境），以及在其间人（生活在帝国郡县中的方志作者）的情感、意图与其书写的意义。

曾穷石：王老师讲到学术理念的差异，让我想起了傅斯年建立史语所的宗旨，这也是您在这次会上提到的，您认为1928年傅斯年写的那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傅斯年是个纯粹的史料学派，他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语所的任务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的研究一切从材料出发。而我觉得人类学可能更需要一些想象力，那如何才能在材料与想象力之间实现更好的连接？

王明珂：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两个学科哪个较客观、哪个较有主观想象的问题。人类学家并不全然依赖于主观想象，而历史学家在“找材料”时也经常难以客观。我认为，自己所做的有人类学倾向的历史研究，反而是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史料（作为文本）基础上。并非如有些史学家认为的，讲历史记忆好像是不顾历史事实，人们想过去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举个例子。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中，有个学生听了我的演讲后，好像觉得我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弄清楚，她便举手问是历史事实比较真实还是历史记忆比较真实。我答道：如果你问我，黄帝跟炎帝在五千年前曾经打了一仗，是这个历史事实比较真实呢，还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有这样的历史记忆这件事比较真实；我可以说，没有证据可证实黄帝跟炎帝在五千年前曾经打了一仗，所以对这“历史事实”我无法确定，但我确定司马迁在当时（汉代前期）有这样一种历史记忆，所以我的研究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将此文本当做社会记忆的基础上。总之，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一个文本存在于这个时代，它是某种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文本表征。透过文本分析来理解它背后的情境（社会现实本相），这样我们能建立一种更可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