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您和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陆续有了比较多的学术往来，和李绍明、王铭铭等也有了一定的私谊，对两岸学术同行的治学风格、路数和各自优劣有哪些体会？

王明珂：简单地说，20 世纪上半叶以来，新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来随来台学者播入台湾。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台湾不断有留洋学生自西方大学毕业返台，因此台湾各学科的学术传统、师承，以及它们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联结从未中断且十分稳固。在大陆，有些社会科学学科曾有数十年的中断，重新恢复并自西方输入时，又值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兴之时，过去的学术经典受到质疑与批判，跨学科之新研究领域、议题受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差异下，台湾人文社会各学科（主要指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由高校课程、论文发表到学术组织、国际交流，都大致系统制度完整。但学科各自划界，学科内还分有许多小圈子。其次，长久以来学者对本土现象、资料、问题缺乏反思性研究，只是学步西方新潮理论，这是相当大的缺失。大陆方面，由于中断后重建时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皆尝试追随西方最新的研究议题与论述，缺乏稳固的学术根源，难以建立完整的教学体系。优点是，较不受各学科边界约束，跨学科间的交流互动较多，学术讨论批评之风也较盛行。因此，两岸人文社会科学多些学术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

两岸间还有一个人文社会学术环境差异，便是大陆学者与一广大的“读书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今天在此受访的原因）；台湾自然也有一群“读书人”，但他们的读书品位几乎与台湾学术无关，而是被一些文化人导引至对日本、欧美畅销书的欣赏上。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媒体，如葛兆光、王铭铭、李零等学者能广为读书人所知，如学术性书籍可被评为年度好书，在台湾都是不易存在的现象。台湾大报《联合报》的“读书人”版最后只剩得一周一个版面，但在今年还是全面结束了。

燕舞：也请您谈谈“中研院”和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史语所在防止学术腐败方面有何成功经验？匿名评审等制度在实际运转中的效力如何？

王明珂：我在“中研院”服务二十多年，从来不会由行政系统知道某重要政治人物将来访，经常是回家后，才从电视上知道当日台湾最高领导人或“行政院长”来访。历史语言研究所拥有约55 位国际著名大学博士（其中近半数是哈佛及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又享有大量学术资源，因此我认为目前这样的研究成绩是远远不足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研院”其他各所一样，有十分严格完备的升等、续聘、评鉴办法，能保证本院本所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然而，我所熟悉的人文社会学科各所的研究常过于典范化、精致化，或盲目追求学术新潮以与世界学术接轨，而使得学术完全与现实脱离，也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在我的经验中，史语所并未有学术腐败的威胁。“中研院”有个学术伦理委员会，近年来也没有处理过学术抄袭案件，这规范完全是建立在学者自重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匿名评审制度相当完备、彻底。有一年，一位审查者给我的文章一个我很难接受的建议与批评，但我只得耐心答复。当时我是集刊编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召集人，也是本所集刊编辑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人，但由于制度程序完备，我不可能影响审查，也不会知道审查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