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女中的单身女老师，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跟另外一个名叫张荣荪的教国文的女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隔壁住的是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和她的同乡教国文的杨菁，我就跟她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渐渐地熟悉起来。在白色恐怖时期，杨菁是第一个被抓起来的，后来关了很多年。那时我已经怀孕了，怀的就是我的大女儿。

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人很好，她的先生在台北师范大学做教务主任，她自己带着儿子住在校长官舍里。我暑假中在左营生下了大女儿，开学以后，校长就让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住进校长官舍。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是校长当年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同学，她丈夫留在大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也住在校长官舍里，那时这种两地分开的很多。这样我们三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一起。194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我先生来彰化女中看望我们，大女儿刚刚四个月大。那天我们三家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我先生还跟他们下了一盘跳棋。次日凌晨天没亮，有人敲门，进来就把我先生抓走了。事实上，他们在来之前，就把我们左营的家给抄了，伯父给我写的诗就是那时被抄走的。顾先生给我写的诗，我已经裱成了条幅，所以没被拿走，原件现在已经交给了顾之京。还有我老师写给我的两封信，当时也因已装裱，未被抄走。

到了第二年夏天就是1950年6月底7月初，彰化女中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们彰化女中连校长在内共有六个老师都被抓起来了，我当然也在其中。一起被抓的除了校长、我，还有教数学的张书琴老师、教国文的苏镛老师，另外还有一对夫妇，先生是教物理的刘春恒老师，他的夫人是教化学的王秋玲老师。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很害怕共产党，他们觉得每个人思想都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告发了我们的女校长。有什么可告发的呢？当然有。首先是跟训导主任吴学琼住同屋的杨菁已经被关起来了；后来我先生也出了问题，而且是从彰化女中抓走的，是校长请我来教书的；还有校长的叔叔本来也在这个学校教国文，后来回了大陆——这些都是使她有嫌疑的原因。我们都被关在彰化警察局，让我们写自传、自白书，我们都写了。后来他们要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台北宪兵司令部去，我就抱着吃奶的孩子找到彰化警察局局长。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跟他说我先生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在台北无亲无友的，把我送到台北，举目无亲，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在这里起码还有我的同事和我教过的学生，有什么事还有他们照顾着，你就把我还关在彰化警察局吧，反正我也跑不了。

过了不久彰化警察局把我先放了出来，校长她们就都被送到了台北。后来听说这个警察局局长是辅仁的校友，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出来以后，有人就劝我，彰化女中你是不能再待了，这里出了这么多事，你先生还没有被放出来，万一过两天再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呢！不如离开吧。我想也是，就辞掉彰化女中的工作，带着女儿离开了彰化。因为我在学校工作都是住在宿舍里，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住处。前两年我又去过彰化女中，我当时住的校长官舍还在，现在彰化女中的校长还热情地欢迎我，还请来了当时跟我同时在校担任家事课的一位女老师来相见叙旧。

离开彰化女中，我真的无家可归了。没办法我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了左营我先生的姐姐，住在她家。姐夫在海军工作，我先生是被左营的海军抓走的，这样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我先生的姐姐家也很挤，是那种日式的房子，只有两个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她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住一间，我带着女儿就睡在走廊里。走廊也很窄，没有床铺，白天当然不能睡，到中午吃过午饭，人家都要休息睡午觉了，小孩子睡觉不一定是那么准时，我怕吵了人家，就抱着女儿到远处的树下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