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知道那是台湾的南部，是高雄、左营的夏天，而且是七八月，炎热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在大太阳底下走好远，到军营办公室去打听我先生的消息。

到了晚上，小孩子可以随便放一个地方先睡，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只有等人家都睡了，我才在走廊铺一个毯子，打一个地铺睡下。早上很早我就起来，把东西收拾干净，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起来了，不能把地铺留在走廊上。

中国航空公司是1949年初开始撤退的。我父亲是人事科长，他是带着第一批工作人员先撤退到了台南，为在台湾重新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做准备。1949年11月，发生了著名的“两航”起义，台湾当局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十二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回到了大陆。我父亲本来也想回上海看看，走到基隆，人家不让他上船，他就回来了。他们这些已经到台湾的“中航”工作人员领了一笔遣散费，就被遣散了。因为我父亲是航空公司的科长，他们就给我父亲临时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就是物资调节委员会。物资调节委员会在台北，他们就让我父亲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住到一个宿舍里。这样他在台南的那个临时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知道我在我先生的姐姐家住在走廊上，就说他在台南的宿舍暂时也不住，让我先到台南住到他的宿舍里。这样我就离开了我先生的姐姐家，一个人带着女儿到了台南。那时我还没有工作，有一次我生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在台北，我先生被关着，真是没有一个人管我。那时女儿还在吃我的奶，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吃饭，我们母女就躺在床上磨了好几天，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到了9月新学期开学时，我的堂兄介绍我到台南一所私立光华女中教书，本来他在那里教书，后来因为他又找到一个省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就把我介绍到光华女中了。于是我住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带着女儿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它不是正式的整齐的房子，是一个统舱式长条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是通道，水泥地，两侧就是住房，没有顶棚，屋顶上可以看见木头的梁柱。每侧各住了两家教师，一拉门上去就是地板，地板上铺着草席，就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我买了一个竹床跟我女儿睡。做饭就在通道上，开门下去是水泥地，我买了个小煤油炉在那里烧饭。因为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我切好菜、擀好饼或是面条，就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的一个小桌子上，然后下去点炉子。那时我女儿刚满周岁，已经会淘气了，当我点好炉子再回来，我女儿已经把我准备好的面条呀、饼呀统统都抓了，我只好重新再来。后来，我找了一个台湾本地的女孩帮忙带孩子，有时女孩请假，我就带女儿去教课，把她放在教室后边一个空位上，给她一张纸、一支笔让她乱画。有时她忽然说，妈妈，我要尿尿，我就赶快带她去厕所。幸好同学们还都不错，也不说什么。

有一次台南刮起非常可怕的台风，那天台风非常大，就好像要把房顶掀起来一样，我就带着女儿躲到了竹床的底下，我是想，万一房顶被台风掀起来，我们母女两个也算有个遮挡。忽然间看见外边都是火光，而且很多人大喊大叫的真是可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我们住的地方隔着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学，叫胜利国小，里面有一部分教室住着军队。台风把他们住的教室的屋顶给掀开了，屋里漏了雨。因为电线也被吹断了，所以也没有灯。那些士兵就点起了蜡烛，整理漏雨的房屋。不小心引起了大火。还好，没有殃及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在台湾遇到的一次最大的台风。

我们母女就这样生活着，可时间长了人家当然很奇怪，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个孩子，整年的都不见我先生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呀？我也没办法跟人家解释，我不能说我先生因为“匪谍”嫌疑被关了，那还了得，学校哪还敢聘我，我不就又无家可归了吗，这些我只好默默地承受着。这就是我当时在光华女中三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