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1953年我先生才放出来，他刚回到家时，我住的房子窗外围满了学生，大家都好奇地来看他。

彰化女中的训导主任吴学琼，在校长被抓以后就离开了彰化女中到了台北二女中。1953年前后，台北二女中要招聘高中国文老师，我以前教过吴学琼的侄女吴忆进，所以她知道我教书不错，她就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到台北二女中来教书。那时我先生刚出来还没有工作。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可以到二女中教书，如果能帮我先生找个工作，我们就过去。台北二女中在近郊有个分部，那个地方叫汐止，她就把我先生安排在汐止分部的初中教国文，我们全家就到了台北。

我在二女中教两个高中班国文，还要兼做一个班的班导师。国文课每两周有一次作文，每班六七十人的作文都要改，而且二女中规定班导师还要看大楷、小楷、周记、日记，所以忙得不得了。经过了几年的患难，我那时非常瘦弱，体重不足一百磅，还得了气喘病，二女中的一个女同事说她都不敢碰我，怕一下子就会把我的手臂拉断。校长王亚权对我很好，同学们对我评价也很好。那时台北教育主管部门有督学，督学下来视察国文教学，学校就把他安排到我的课堂上听课。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讲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打了下课铃，我还没有讲完，就延长一会儿把它结束。那位督学也不走，一直听完。校长一看都下课了，这个督学怎么还不回来，就找到教室来了。后来校长开会的时候还报告说，那位督学认为我的课讲得非常好。

我到台北以后参加了“浸信会”的一个教会，我们住在信义路168巷，“浸信会”的教会就在信义路的大街上，从我家出了巷口，过马路就是教会。那时每个礼拜天我都带着两个女儿去教会，我在教会教主日学。主日学分大班和小班，当时我的小女儿很小，为了能照顾她我就教了最小班的主日学。

1956年在台北教主日学。

到台北以后我就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我父亲住一间房子，我们夫妇与两个女儿住的是一间六席的日式房子，地方不大，我没有单独的地方读书备课。只能在走廊的一点地方放一个小桌子读书写字，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我的很多东西就是在那里写的。

1966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美国，1967年我把先生也接去了美国。我们都走了以后，我的一个女学生施淑女一直住在我家，照顾我父亲。她一直称我父亲“太老师”，她曾经写信告诉我：“太老师有时晚上谈话时对我讲，你的命不好，遭遇了这么多不幸，而且整个家都是靠你支撑着。”她还说我父亲常常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讲话。我知道父亲是心疼我的，他不是喜欢啰嗦的人。父亲还给我女儿写过一首诗，告诉她不要忘了母亲的辛苦和艰难。诗是这样写的：

莺歌燕语报良辰，万物昭苏气象新。似锦韶光应珍惜，如花岁月逝难寻。总是更生须自力，几曾事业总因人。记取春晖寸草句，常思母爱慰亲心。（《辛亥元旦写小诗示外孙女言慧》）